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关键词: 重复供述，可采性，理论根据，分阶段排除，实践障碍
　　内容提要: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各国的刑事司法证明中，供述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几乎成为了定案中不可缺少的证据形式。然而，由于供述证据蕴含着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冲突，人们对它担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它的钟爱{1}。因此，各国法律对供述的获取与运用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供述排除法则就是其核心内容。但问题是，与实物证据不同，供述的获取带有相对的可重复性。法律虽然可以限制讯问的主体、地点、时间和手段，但一般都不限制讯问的次数。对于同一个被追诉者，经过多次讯问，可以形成多份供述材料。所以，在绝大多数认罪案件中，被追诉者的有罪供述尤其是审前供述都不止一次。而如果仅仅其中某次供述的获取使用了非法手段，那么之后未直接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该如何处理？是绝对排除，还是一概允许，抑或裁量排除，这就是所谓的重复供述排除问题。对于重复供述，若绝对排除，可能会超越供述排除法则救济的目的，加大其负面影响，提高追诉成本；若一概允许，就完全无视了非法手段的波及力，追诉机关可以在非法供述被排除后转而依赖受到非法手段影响的重复供述，某些实质意义上的“非法供述”依然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直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的排除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重复供述的排除直接关系着供述排除法则的实施效果，是一个复杂但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国的重复供述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流水线型的诉讼结构和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使得重复供述数量众多。在线型的诉讼结构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都是相对独立的“工序”，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原材料”或被加工的对象，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均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有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而且，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因此，为了查明案情，核验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进行多次讯问，从而形成很多份供述笔录。另一方面，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复供述的效用。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下，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拥有与当庭供述一样乃至超过当庭供述的证据效力。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使法庭不仅对庭前供述推定可采，而且还倾向于承认其证明力上的优先性，并惯于以庭前供述印证或驳斥当庭供述。此外，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讯问多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为了追求口供，刑讯并不是个例，[1]变相刑讯的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媒体曝光的重大冤假错案中几乎都有非法取供的影子，这导致庭审时庭前供述的合法性经常受到辩方的质疑。尤其是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颁行以后，排除非法供述的申请在数量上直线上升，法官在判定时经常需要面对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供述排除法则，即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值得强调的是，供述排除视阈中的重复供述，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仅局限于“内容相同”的“后续口供”{2}或者“二次口供”中与非法供述相同或一致的部分{3}。质言之，重复供述就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多次有罪供述。“重复”强调的是供述的次数，而不是内容完全一致。恰恰相反，实践中，重复供述不可能完全相同，后来获取的供述一般是之前供述的完善和补充，与之前的供述仅有部分相同，当然，多次供述也有可能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但只要是有罪供述，就都属于重复供述的范畴。即便联系到供述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持续性影响也不仅仅表现为维持重复供述内容上的稳定，被追诉者在被非法取供手段打破心理防线供认犯罪后，在以后的讯问中可能多供罪行，可能少供罪行，可能由供此罪变成供彼罪，而当被追诉者本身是无辜者的情况下，也可能乱供罪行。所以，一概认为这些供述不属于供述排除法则视野下的重复供述问题或者不应当排除，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

　　是否排除重复供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考察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对于供述排除的理论依据，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主要有虚伪排除说、人权保障说、违法排除说、司法廉洁说等。虚伪排除说在早期各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广为接受。依其主张，警察采取的强制取供手段损害了被追诉者意志自由，从而增加了虚伪供述的可能性。在英国，确保供述的可靠性曾经是供述排除法则的准一目标{4}，甚至直到今天，由于是否侵犯自愿性的判断相当主观，还有一些人主张应以可靠性取代自愿性检验{5}。人权保障说认为，非自愿性供述的排除主要是出于保障被追诉者权利的考虑。采用非自愿的供述，将会违反“将嫌疑人作为一个自治主体并以合乎人格尊严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道德责任”{6}，因此，不问其内容是否可靠均应排除。违法排除说则提出，供述排除惟一的原因就是取供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程序或手段。取供者违法取供的目的无非是在审判中使用该供述，如果加以排除，就消除了滥用权力的动机，吓阻或者震慑了违法行为，从而担保了取供程序的正当性。而司法廉洁说的要旨为，若法院采用了非法获取的供述，就是在宽恕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者权利、滥用权力的行为，无异于扮演了追诉机关的“共犯”和“帮凶”。但是，不管上述哪一种学说，都只是片面强调刑事司法的某一种价值或向度，在解释供述排除法则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供述排除法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倾向于综合权衡，即以自愿性为核心结合供述可靠性、震慑违法、人权保障等多种基准说明供述排除的正当性。

　　重复供述的排除属于供述排除法则的当然内容，因此，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也必然是排除重复供述的正当理由。在排除重复供述时法院同样需要遵循供述排除的根本尺度，即重复供述的作出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非法取供手段的强迫？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非法取供手段是否导致了重复供述虚假的风险？上述手段对被追诉者权益的损害到了何种严重程度？排除重复供述是否能起到吓阻违法的效果？采用重复供述是否会影响审判公正？然而，重复供述的排除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获取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在表面上也是由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根据最终落脚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及据其获取的供述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只要重复供述受到了先前违法讯问行为及先前供述的影响，从而符合了供述排除的根本标准，该重复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而言，上述影响显而易见。刑讯等非法取供手段极有可能对被追诉者的心理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加重在随后的讯问中被追诉者的焦虑和恐惧，甚至导致其患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7}。在这些心理障碍之下，被追诉者不会轻易推翻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而一次认罪也会使被追诉者相信“天机已经泄露”，从而放弃在之后的讯问中争辩的权利，而且，有些讯问者也可能在之后的讯问中利用先前的有罪供述。当然，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影响可能会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出现中断，这也决定了并非非法取供之后所有的重复供述都需要排除。

　　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和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及德国的“长远效力”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最早提出了“毒树之果”原理：如果第一手证据是非法搜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第一手证据受到了“污染”，是“毒树”，因此，不能被用作获取其它证据的途径。[2]德国学界也存在与“毒树之果”类似的“长远效力”或“放射效力”理论，认为非法取供手段具有长远效力，因而，从非法获得的信息中衍生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除非透过合法的行为亦可以取得同一证据{8}。但是，该理论对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较小。显然，“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理论都看到了非法取证手段对第二手证据的影响，甚至也都承认真正的“毒树”是非法取证手段，在这一点上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是相通的。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适用“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原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通过非法取证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之间具有派生性，正因如此，“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又被称为派生证据理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罕见的两个排除派生证据的案件中强调，只有当派生证据直接以非法获取的第一手证据为基础时，“才成立长远之效力”。[3]而在排除重复供述的情形中，非法取供手段、第一次供述与重复供述的关系较为复杂。重复供述的作出既可能出于受到先前非法取供手段的直接影响，如无辜者受到一次刑讯后作出内容迥异的多次有罪供述；也可能直接形成于第一次有罪供述，如警察利用第一次有罪供述获取了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还有可能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如下图所示）。但只有具备第二种情形时，才适合用派生证据理论解释。

　　在我国，由于立法上供述排除法则完全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组成部分，这也导致许多学者在分析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时侧重于重复供述的合法性。有论者认为，“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以后的讯问中即使不再使用刑讯逼供，被告人也可能重复其已经作出的口供，第二次的口供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是因为已经有刑讯逼供的口供存在，以后同样的口供也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9}。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考量确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及排除非法供述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救济非法取供及阻断非法取供方法波及效应的可能性，容易不当扩大重复供述排除的范围。更多的论者套用了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认为先前的非法取供方法的影响具有持续性，重复供述的作出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所致，“这就是毒树之果，也应排除”{10}。但如上所述，排除反复自白的理论根据同“毒树之果”理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即使在美国，“毒树之果”也只适用于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对于重复自白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笔者认为，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我国的非法供述排除规则是建立在对供述自愿性、可靠性、人权保障、震慑违法、惩罚犯罪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上。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的供述取得禁止规定，旨在强调供述的自愿性，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第二，对于采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供述并非一概排除，在决定时还需要考虑供述自愿性、可靠性及侵犯个体权利的程度等。第三，《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第21条要求排除取供程序严重违法和存在某些无法补救的程序瑕疵的供述，既保障了供述的可靠性，更是凸显了对正当程序和审判公正的关注。所以，仅用是否合法作为衡量重复供述排除与否的根据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依据应当是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可靠性的可能影响，根本依据则是吓阻违法、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实践需要。

　　三、重复供述可采性的决定因素

　　判断重复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关键就是要看重复供述自愿、可靠与否，特别是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的影响。而在评价重复供述的自愿性、可靠性时，需要考虑以下多种事实因素：

　　（一）先前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各种违法情形对于供述证据能力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否排除供述或者排除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4]采取刑讯等法律禁止的强迫手段获取供述的，一般都会对重复供述的自愿性产生持续影响[5]，除非采取了消除该影响的补救措施。而且，强迫的程度越严重，对重复供述的波及力也越强。强迫手段严重程度的评估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势，包括该手段的持续时间，具体内容，实施背景，实施方式，以及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并未采取强迫手段，而仅仅存在其他程序性违法，即便可能导致第一次供述的排除，一般也不会直接影响重复供述的自愿性。[6]

　　（二）讯问人员的一致性

　　取供既是讯问人员运用口头语言影响被追诉者的过程，也是讯问人员非语言行为包括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等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优势的过程{13}。被追诉者通常将强迫取供手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特定的讯问主体联系在一起。实施过刑讯的同一讯问人员，在后续讯问中即使没有采取强迫取供手段，被追诉者也可能出于恐惧心理和顺从效应，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供述。而讯问主体的变换则有可能给被追诉者传递出新的信息，解除其心理压力，阻断非法取供手段的不当影响，转变被追诉者对供述的态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实践中，变更讯问人员后，被追诉者翻供的比率就会上升。讯问主体的变换既包括同一审讯小组或同一机关内部讯问人员的调整，也包括上下级机关或者不同性质机关间讯问人员的变更，比如警察换为检察官、法官。

　　（三）讯问人员的主观目的

　　讯问人员有可能明知第一次供述会被排除，但为了获取具有合法形式的重复供述，在第一次讯问时故意违反法律。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讯问时的常规法律保障措施就很难确保重复供述的任意性。如在美国，不少侦讯手册中都教导警察应当“巧妙”选择提出米兰达忠告的时机。尤其是埃尔斯塔德案之后，警察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种暗示，未经米兰达忠告的讯问并不影响米兰达忠告后的弃权及供述的可采性。[7]为此，有的警察部门甚至制定了“警察议定书”，鼓励警察在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之后，再宣读米兰达忠告，并引导嫌疑人重述原来的自白。但联邦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塞伯特案中对通过这种做法获得的重复供述的可采性予以了否定。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埃尔斯塔德案和塞伯特案的区别是，前者未进行米兰达忠告是疏忽大意，而后者则是有意为之。[8]

　　（四）讯问场所的变化

　　讯问场所和犯罪嫌疑人的拒供或供述动机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讯问场所的封闭程度和被追诉者放弃权利和作出供述的明智、自愿程度成反比。封闭的讯问场所可以切断嫌疑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11}，从而使嫌疑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违心地放弃抵抗。在讯问的封闭性上，公安机关办公场所要强于看守所，没有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场所要强于实时监控的场所，只有讯问人员参与的场所要强于法庭等有辩护律师及其他主体参加的场所。因此，讯问地点和环境的改变，可能增强讯问场所的开放性，进而修复强迫取供对被追诉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使重复供述的作出更加理性和明智。

　　（五）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

　　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越短，第二次讯问越有可能被讯问人员和被追诉者视为是第一次讯问的延续。在先前非法取供行为的阴影下，被追诉者在后续讯问中回答问题时极易受到讯问人员的暗示，使重复供述丧失自愿性。事实上，不管在先前的讯问中是否采取了非法取供行为，以及是否获得了供述，间隔时间较短的连续讯问本身就是一种强迫。英国大法官泰勒勋爵在米勒一案中就曾指出，警方对米勒连续不间断的讯问构成了“强迫和威胁”，除了身体暴力，“很难再找出比这更具敌意和胁迫的方法”。[9]因此，即便是同一讯问主体，只要间隔的时间足够长，重复供述也可能具有可采性。相反，即使更换了讯问人员，间隔的时间太短，也难以保障重复供述时的意志自由。

　　（六）第一次供述的全面性及两次供述的重复率

　　对预期法律制裁的恐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忧虑，以及供述可能带来的犯罪感、羞耻感乃至暴露感等，均是被追诉者拒供的重要动机。但一旦作出供述，不管在供述过程中是否受到强迫，以上动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消失。对于犯罪者而言，他很可能相信，“天机已经泄漏”，已经作出的供述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磨灭，而对于无辜者而言，翻供也意味着从刚刚适应的心理状态中挣脱，重新进入之前的焦虑和恐惧状态。尤其是，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的供述相当细致和全面时，很难避免在第二轮讯问中使用第一次讯问的供述。因此，一般情况下，两次供述的重复率越高，表明受到第一次讯问和供述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无辜者的重复供述的内容由于基于诱导和虚构，可能每次都不相同，而犯罪者作出重复率高的陈述时也可能已经完全理解了其所享有的法律权利。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7月18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生产经营者的责任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五章 消费纠纷处理
第六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的社会监督，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用于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个人或单位。
本条例所称的生产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提供商业性服务的单位或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本条例，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有权依法对生产经营者为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
第六条 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自由选择商品和接受服务；
（二）了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计量、性能等真实情况；
（三）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有权获得符合国家标准和规定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保障；
（四）购买的商品不符合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有权要求修理、更换、退货；
（五）因商品或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财产、人身损害的，有权要求赔礼道歉或赔偿，有权投诉、起诉；
（六）就商品或服务中的问题，提出建议或批评；
（七）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消费者组织举报。
第七条 消费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尊重生产经营者的劳动和合法权益；
（二）挑选商品应爱护商品；
（三）遵守营业服务秩序；
（四）投诉、举报应实事求是。

第三章 生产经营者的责任
第八条 生产经营者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职业道德，坚持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生产经营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达不到质量标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应做出明显标记，降价销售；提供服务达不到质量标准的，应降级或减少收费；
（二）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必须符合国家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并按规定明码标价；
（三）生产、销售的商品，必须附有按规定应附有的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标明生产厂家、厂址、生产批号等。限时使用的商品必须标明出厂日期、有效期或失效时间；
（四）生产、销售商品必须使用标准计量器具，并为消费者的复验提供方便，不得短尺少秤；
（五）生产、销售商品应依法使用商标；
（六）商品和服务的广告内容必须真实；
（七）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得用任何手段搭配销售商品；
（八）按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必须履行“三包”；按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应重新提供服务的，必须重新提供服务；
（九）出售应当场开封、测试的商品，必须当场开封、测试；
（十）以预收货款、邮购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必须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一）未按国家规定检验的进口商品，不得销售；
（十二）尊重、支持消费者组织依法履行职责。
第十条 下列行为应予禁止：
（一）生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商品，提供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服务；
（二）生产、销售霉烂变质、有毒有害、淘汰失效等危害消费者安全和健康的商品，提供不安全的服务；
（三）生产、销售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掺杂使假、偷工减料的商品；
（四）哄抬物价、变相涨价、乱涨价；
（五）冒充注册商标或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六）制作虚假广告或进行其它欺骗性宣传；
（七）在经营活动中欺行霸市、讹诈消费者；
（八）在经营活动中侮辱、打骂消费者；
（九）干扰、妨碍、抗拒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一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品检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应各司其职，加强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监督。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本条例规定，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应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消费者组织，消费者组织是指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委员会及其分会。消费者组织的机构、经费等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消费者组织是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同行政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其工作受法律保护。
消费者组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代表、企业主管部门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新闻单位代表和消费者代表组成。消费者组织挂靠在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消费者组织行使下列职权：
（一）宣传国家有关消费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二）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卫生、安全、规格、计量、说明、包装、商标、广告等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公布结果；
（三）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予以揭露；
（四）接受消费者投诉，调查、调解消费纠纷，解答消费者咨询；
（五）协助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清查假冒、劣质商品及其它严重危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
（六）支持或代表不特定的多数消费者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七）向有关企业或部门反映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提出查询；
（八）参与评选或撤销优质名牌产品活动，组织对名优产品的质量跟踪，组织评议、推荐消费者欢迎的生产经营者及商品；
（九）参与草拟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十）调查、了解市场情况，收集研究商品或服务信息，向生产经营者反馈。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支持消费者组织或公民开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新闻单位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五章 消费纠纷处理
第十六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先与生产经营者交涉解决。交涉无效，可以选择下列方式请求保护：
（一）向生产经营者的主管部门投诉；
（二）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三）向消费者组织投诉；
（四）向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确属本部门管辖范围的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应及时受理，不得推诿。
第十七条 消费者受到损害提出交涉，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损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有规定期限或约定期限的，应当在规定期限或约定期限内提出。
责任方愿意承担责任时，不受上述时效限制。
第十八条 消费者直接与生产经营者交涉的，凡当时能解决的，必须当时解决。当时解决不了的，应当从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十日内作出答复。
对消费者的投诉，生产经营者的主管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从接到投诉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出处理。
消费者组织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应在十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受理的，应在四十五日内进行调查、调解；不受理的应及时通知投诉者，并讲明理由。
第十九条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应向生产经营活动所在地的行政管理部门和消费者组织投诉。
投诉应说明受害事实，提出有关证据和具体要求。
第二十条 消费者或生产经营者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超过期限不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行政管理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对消费者组织提出的查询，应在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六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团体组成。
第二十三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本辖区内发生并经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消费纠纷案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消费纠纷案件的仲裁，由专职和兼职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办理。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件可由仲裁员一人独任办理。
消费纠纷案件的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二十四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对受理的消费纠纷案件，应在四十五日内进行调解或作出裁决。
当事人对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不服，可在接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当事人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消费纠纷的仲裁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生产经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品检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以下处理：
（一）批评教育；
（二）责令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三）警告；
（四）对违法、违禁、有毒、有害的商品或服务活动采取控制或限制措施；
（五）没收、销毁违法、违禁、有毒、有害物品；
（六）没收非法所得；
（七）罚款；
（八）停业整顿；
（九）吊销营业执照；
（十）治安管理处罚；
（十一）其他措施。
以上各项可以单独适用或并处。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九条有关款项，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二）项规定，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物价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处5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九条（七）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回货款或服务费用。情节严重的处货款或服务费用的三倍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八）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部门或生产经营者的主管部门责令其修理、更换、退货或重新服务。由于拖延、推诿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由生产经营者赔偿。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改正或停业整顿。
（四）违反本条例第九条（九）项规定，销售的商品不合格，消费者要求退货而拒不退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销售者退换商品，并承担往返运送商品的费用。
（五）违反本条例第九条（十）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退回预收、邮购货款并付利息，按预收、邮购金额处3％至10％的罚款，没收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十八条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生产经营者在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的同时，还必须赔偿消费者实际经济损失和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经济赔偿无法退赔消费者的，应上缴财政。
第三十条 销售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但责任确属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的，销售者和服务者应先赔偿消费者损失，再向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索赔。
第三十一条 出租柜台、固定营业场所或举办展销会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因生产经营者转移使消费者无法向展销者或承租者索赔时，出租者和主办者应先赔偿消费者损失，再向责任者索赔。
第三十二条 生产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利益已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过处理的，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以同一事实或理由再作行政处罚。
第三十三条 消费者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应对其批评教育，造成损害的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三十四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品检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消费者组织、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主管部门应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
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9年12月1日起施行。



198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