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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释明权的思考/安丽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13:31:49  浏览:8606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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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明确、陈述的意见存有矛盾、提供的证据不充分时,通过发问、提醒等方式,使当事人明确其诉讼请求、更正相互矛盾的意见和补充相关证据的权力。释明权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这一法律概念来源于域外。日本学者新堂幸司认为,释明“应当被理解为(包括职权探知主义审理在内的)法院的一个旨在谋求审理充实化、促进化及公平审理实质化的手段”。[1]法官释明权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法官释明权的规定,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形成不了体系,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的混乱。
一、理想境地——法官释明权规范行使功能之评价

  释明权制度被誉为民事诉讼的“大宪章”,能够有效克服当事人辩论主义的弊端。具体而言,法官释明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一方面,释明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实体公正本质上要求法官在当事人主张的诉讼请求明确完整、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另一方面,释明权制度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平等的参与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诉讼中则是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参与程序的权利。此时,法院行使释明权,以启发弱势一方将其主张明确化,提供应当提供的证据,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相对平衡,有利于双方平等地参与到诉讼程序当中去,从而达到程序公正。

  第二,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效率也是诉讼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一方面,我国现在进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取向的民事司法改革。[2]如果按照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法官完全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而由当事人及其律师主导诉讼的进程,则完全可能出现拖延诉讼、费用增加、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等现象,诉讼成了某些人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的程序性工具。因此,在弱化法官职权、强调由当事人主导诉讼的同时,有必要考虑防止滥用诉权的问题。释明权的行使,能让法官有效地控制诉讼的进程,防止当事人肆意操纵诉讼程序,有利于节约国家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二、现实困境——法官释明权行使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剖析

  第一,《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释明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释明究竟具有权利属性还是义务属性,抑或二者兼有,至今不甚明确。如果将释明视为一种权利,法官可选择是否进行释明,这样释明的价值就难以实现。从我国目前释明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多数关涉释明的条款均用“应当”、“应”等带有强制色彩的语词来表述,这说明我国学者对释明性质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其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如果是义务,那么法官在该释明时未进行释明,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目前我国的立法并未对此种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第二,释明的基本功能在于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架起一座桥梁,所以任何阻碍双方之间沟通的障碍都应当成为法官释明的内容。但现行立法就释明的范围没有系统的、全面的规定,已有规定范围过于狭窄,法律观点等方面的释明也尚未明确纳入释明制度的范围中。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官释明制度作出的规定是非常局限和笼统的,已有的关涉释明的法规大多数只停留在一些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的层面上,且对释明的性质、释明的范围、释明的程度等关键性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立法活动能很好地全面地指导司法实践,建立健全释明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最终在我国确立释明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法官释明权规范行使路径之探究

  第一,严格释明的行使原则,包括公开、中立对等、探寻当事人真意和有限适度原则。公开原则明确了法官释明的场合,避免了法官暗箱操作偏袒某一方当事人,使对方当事人承担始料不及的败诉后果。法官要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当事人不得带有倾向,不得带有偏见,对案件始终保持超然客观的中立态度,避免歧视和差别对待,从而均衡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差异,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对抗。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应当通过必要的释明去探知和把握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意图,结合案件事实,发现诉讼目的,为可能需要的释明做必要的准备,以利于案件的正确审理,提高诉讼效率。法官在行使释明权的时候,一方面要防止过度行使,从而损害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或者破坏双方当事人诉讼力量的对等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法官过分中立和被动,从而偏离当事人的真实诉讼意图,使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的法理价值难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遵循有限适度释明原则,即要做到 “法官所做的一切释明,都不能达到让当事人或案外人以常人标准衡量而引起合理怀疑的程度”。[3]

  第二,规范释明的适用范围。 释明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哪些事项适用释明,哪些事项不适用释明。对释明的适用事项作出规定,是关乎释明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释明的合理、合法行使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实现。因此,必须由立法来明确法官释明的适用范围。对诉讼请求、证据、法律观点等存在瑕疵的具体情形,立法明确规定法官如何行使释明权。首先,对诉讼请求存在瑕疵时,法官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以探求当事人真实的诉讼目的,使当事人明确、完整或变更诉讼请求,从而保证法院对案件公正、正确地审理,使当事人的私权得到救助。其次,对于证明活动的释明,如果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并不熟知,法官应当耐心地向其解释说明。如果当事人举证不充分、不妥当或者并无相关证据时,法官应释明其修正、补充证据并告知其举证不能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果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取证而向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而法院经审查认为其申请不符合条件而驳回其申请,应当告知其驳回理由。在质证过程中,法官应当充当起指挥者的角色,引导当事人紧紧围绕质证对象和争议焦点,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另外,法官应当列出双方当事人存在异议的证据,通过向双方当事人说明,或必要时向双方当事人发问,或允许双方当事人相互辩论,从而去发现案件事实,对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认定。最后,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不理解相关法律概念或者审理程序的情况常有发生,如果当事人提出释明的要求,法官应及时就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如当事人未提出,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主动作出释明。笔者认为,法律观点的释明,有利于增进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仅能防止突袭裁判,还能提高诉讼效率。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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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98)局部修订的通知

交通部


交通部文件

交水发[2004]200号



关于发布《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98)局部修订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上海市港口管理局,有关企事业单位:

  由我部组织中港第一航务工程局等单位编制的《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98)局部修订,业经审查通过,现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98)的第6.3节、第10.1节、第10.2节、第14.1节、第14.3节、第14.4节、第15.1节和附录A、附录B的内容同时废止。本局部修订必须与《港口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221-98)的保留部分配套使用。

  本局部修订中第6.4.1条、第6.4.2条、第7.8.1条、第7.9.2条、第7.10.1条、第7.10.2条、第10.1.1条、第10.1.3条、第10.1.5条、第10.1.6条、第10.1.7条、第10.1.8条、第14.1.1条、第14.1.2条、第14.3.1条、第14.3.2条、第14.3.4条、第14.3.5条、第14.3.6条、第14.4.1条、第14.4.2条、第14.4.3条、第14.5.1条、第14.5.2条和第14.5.5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建设部建标[2002]273号文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交通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始终,用于指导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立案、批捕、公诉等环节的法律实施和适用,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做好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工作的基础和根本。
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应遵循的原则与其他领域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有着共同之处,即大家所熟知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和严格遵守的客观公正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原则等等。除此以外,涉农职务犯罪由于自身特殊的原因,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在中国农村有着世界上最淳朴的民风,在中国农村有着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所以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除遵循上述原则以外,还要更加注重遵守和应用情理并重原则。在这里我们主要着重阐述一下情理并重原则。
情理并重原则是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结果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内容要客观真实、适度、符合情理性、具有人性化。一个社会反映良好的、圆满的、完善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是什么样的?不仅应当是客观公正的,而且还更加具有人情味,所作出的决定和结果内涵一种情理,只是客观公正,而没有情理的法律适用决定是不完善的,不会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所以完善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应当具有人性基础,不仅应具备天平一样的公正,还要有春风旭日般的温暖。只有这样的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才是我们检察机关所要追求的并努力实现的。
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做出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律适用决定,但当地老百姓不满意,犯罪嫌疑人不满意,当地党委不满意,有的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从表面上看,某个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用冰冷的语言直截了当对案件做出了决定,这种直截了当的、就案办案的机械是的执法办案方式无情的打破了当地老百姓对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的美好期待。从深层次上看,这个并为超越法律切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适用也面临着是否为“一种科学、完善的法律适用”的疑问,它除了机械地定罪处罚以外,是否充分体现了当地老百姓的情理。
情理法作为不同的社会规范,许多人认为它与法律是不相融合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情理法是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的,比如想说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时候,就会强调与情、与理、于法都应该这么做,如果讲到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是犯罪,就会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
情,主要是指“人之常情”,活生生的平凡人的正常之心,指社会公认的情感、人情,而非个人的好恶,个人的私人感情。法者,定纷止争也,法律是公正善良的艺术,我们所强调的依法治国所要求的法律不仅仅是规则的理性,还必须具有超越于刚性法律条纹之上的正义价值,还必须蕴含和体现人情,体现人文关怀。理,指人们认识到的各种自然、社会规律以及对此形成的整体看法。在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时,要有“常识性的争议衡平感觉,坚持大众的理性和自然的理性,在具体的涉农职务犯罪个案中对等待决定的案件事实和可能使用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理性思考。法。很简单,是指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我们依法治国的目标不是把法律变成暴力的工具,它要求具备人格化的法律,有亲和力的法律,如此民主的法治模式,理性的办案原则、文明的法律精神,才能使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变为现实。
我国正在逐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用法治取代人治,宪法和法律高于其他社会规范,即法律至上,同时还提出人民至上的理念,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检察机关法律适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其他情理规范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毫无疑问法律应该优先适用,但是如果仅仅这样机械式地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经常会让我们感到无奈、困惑,甚至有的法律适用决定让人感觉到冷酷。这样就会很难让老百姓对检察机关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产生认同和信任,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法律本身,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背道而驰,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客观公正适用法律的同时,要将情理因素考虑其中,做到法理和情理同行,将法律至上和人民至上有机的融合起来。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情理法的有机辩证统一,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是情理和法理的有机结合。法律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的,是情理的提炼和升华。严格的说我国的法律不是从自己本土文化和传统中自然产生的,它的主要体系和一些基本概念都是借鉴于其他西方法治先进国家的法律,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由于是移植过来的,就不会产生西方法律文化那种自然而然的情理和法律之间的密切衔接和有机融合。我们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法律适用时,特别强调用“法律精神“来指导和规范法律适用,法律精神不仅指理性的法律,也包含客观规律、道德准则、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基本方针,要求到查办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上,就变成对检察机关执法行为的本意、目的、实质内容的要求,严格来说,不科学的、不合情合理的法律适用决定,就是对法律精神的抵触。所以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时,不能不考虑情理的因素,只考虑法律条文的内容。因为情理已经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和精神食粮,情理不以人的意志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情、理、法已融合为一体。鉴于此,我们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作出决定时,不但要考虑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还要考虑在情理上能不能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如果只考虑法律规范的适用,而不兼顾情理,拉大法理和情理的距离,也就不可避免出现老百姓的民意与司法机关法律适用决定网络对峙的局面,达不到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立法目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进行法律适用时,既要谨慎严密的适用法律,又要细心周密的考虑情理因素;既要严厉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又要兼顾老百姓的情感;既要所做出的决定合法,又要合情合理。这给我们检察机关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应符合检察权的设置本意和履行目的;2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应当建立在科学、严谨、正确的思考之上;涉农职务犯罪法律适用决定的内容要合法、合情、合理。只有这样,检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做出最大贡献。

作者:定兴县人民检察院 王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