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号
《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已于2008年11月28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8年11月28日
（2008年11月28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本省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行为，增强监督实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监督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行使监督权。
第三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集体行使职权，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并向社会公开。
第四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应当突出监督重点，综合运用监督方式，健全监督工作机制，增强监督实效。
第五条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做好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工作。
第六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日常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监督工作计划
第七条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二）决算和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四）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五）其他监督活动。
监督工作计划应当明确监督议题和承办机构、时间、方法等内容。
第八条常务委员会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遵循必要和可行的原则，围绕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确定每年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等监督议题。
第九条常务委员会按照监督法第九条规定的途径收集监督议题的建议。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专项工作的要求，或者提出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建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监督议题的建议。
第十条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提出下一年度监督议题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综合协调后，提出监督工作计划的建议，提请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主任会议可以根据需要对监督工作计划作适当调整。主任会议也可以根据需要临时确定监督议题。监督工作计划的调整情况和临时确定的监督议题，应当及时告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三章监督的方式
第一节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第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有关工作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主任会议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就专项工作报告的有关工作组织调查研究。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
对专项工作的意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办事机构汇总后，书面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十二条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同一专项工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第十三条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意见回复报告机关。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意见，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确定的监督议题，可以不适用本条规定的时限。
第十四条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人民政府负责人因故不能到会报告的，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可以邀请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提出意见。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调查研究报告。
第十五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应当对报告机关开展的专项工作作出评价，并就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及改进工作的措施提出意见。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对报告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提出的意见，抄送有关部门。
第二节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并报告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下简称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前，听取有关部门和机构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报告，并提供有关参阅资料。必要时，可以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分析评估。
第十八条常务委员会对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三）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措施及落实情况；
（四）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五）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落实情况；
（六）其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十九条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二）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三）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六）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七）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条计划、预算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因国家政策重大调整或者客观情况重大变化需作部分调整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资金需要调减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一条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可以要求本级人民政府对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并听取和审议关于专项审计的工作报告。
第二十二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执行第三年的下半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出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经中期评估需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三条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计划、预算、审计等事项实施监督，本条例没有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节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二十四条常务委员会依照监督工作计划，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同一领域的法律、法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进行执法检查。
第二十六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受委托的常务委员会应当将检查情况书面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对需要执法检查的事项进行调查研究，拟订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八条常务委员会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组织执法检查组。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的组成人员，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确定，并可以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执法检查组组长由主任会议成员担任。
执法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协助执法检查工作。
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执法检查组成员。
第二十九条执法检查开始一个月前，执法检查组应当将执法检查工作方案通知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
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应当根据执法检查组的要求，开展自查工作。
第三十条执法检查组应当听取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关于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
执法检查组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明查暗访、查阅有关材料等方式，了解法律、法规实施的真实情况。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调查或者检验、检测并出具报告。
第三十一条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评价；
（二）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三）对改进法律、法规实施工作的建议；
（四）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五）执法检查组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应当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组提出的执法检查报告。必要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提出的执法情况报告一并提请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
第四节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第三十三条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及发布的决定、命令（以下统称规范性文件），应当按规定程序报送有审查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四条常务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有下列不适当情形之一的，有权予以撤销：
（一）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制定规范性文件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
（四）同上位法相抵触的；
（五）同本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的；
（六）其他应当予以撤销的不适当情形。
第三十五条常务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程序，按照《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执行。
第五节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与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三十六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省、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三十八条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决定撤销监督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有关人员的职务。
第三十九条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的调查以及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的具体程序，按照监督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审议意见的形成和处理
第四十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前，应当围绕监督议题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第四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可以举行分组会议、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监督议题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有关问题有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和交流。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应当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要的审议时间。
第四十二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归纳整理。
归纳整理后的审议意见应当全面、准确反映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意见。
第四十三条归纳整理后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七日内，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必要时，可以召开审议意见交办会。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连同审议意见一并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交办时，可以根据需要附送相关材料。
第四十四条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三个月或者主任会议指定的时间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应当说明研究处理的过程、内容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应当事先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第四十五条常务委员会收到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后，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决定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报告机关补充说明或者重新报告。
第四十六条常务委员会在实施监督中认为必要时，可以就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提出的意见的落实情况组织跟踪检查，也可以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组织跟踪检查。
第五章监督的公开
第四十八条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中的下列事项，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一）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计划；
（二）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
（三）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四）对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五）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六）对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
（七）其他应当通报或者公布的事项。
第四十九条常务委员会通过常务委员会公报、信函、电子邮件和召开通报会等方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有关行使监督权的情况。
第五十条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向社会公布有关行使监督权的情况：
（一）常务委员会公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刊物；
（二）常务委员会机关的网站；
（三）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
（四）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招待会；
（五）其他途径。
第五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常务委员会机关网站和新闻媒体公开征集监督议题。
常务委员会可以采取召开公民座谈会、监督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民对监督议题的意见和建议。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可以邀请公民旁听，也可以采取实时报道的方式，公开行使监督权的情况。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查询依法应当公开的监督工作有关报告和信息资料。
第五十二条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承担监督公开的具体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涉法涉诉信访，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机构及时转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要求将研究处理情况及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机构反馈。
第五十四条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机关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启示
南昌大学法学院 姚俊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行政补偿制度也愈加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我国，行政补偿虽已有多年的法律实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的实践并没有相应成熟的法律理论支撑，更没有构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使之难以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这种情况下，对行政补偿制度进行研究，促进行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己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具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入手，阐述了行政补偿制度的基本问题。针对我国行政补偿方式不够灵活多样，具体补偿程序和救济程序不健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的缺失等问题，提出从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典；提高行政补偿执法能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三方面来完善我国行政补偿制度。
关键词 行政补偿 基本问题 缺陷 完善
引 言
2006年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据调查，事件起源于1993年。那一年，杨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吴苹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这栋小楼。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隆)为拆迁开发商。从当时的照片看，杨家新翻修的房子在众多棚户房中格外醒目。但对于鹤兴路上那些长久住在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拆迁无疑是有吸引力的。然而，由于资金原因，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且一停就是11年。直到2004年，重庆南隆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智润)签署联建协议，后来，重庆正升加入，成为该项目法人。动迁从此重新启动。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有现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吴苹选择了房子。由于开发商一直不同意吴苹原地安置的条件，双方没有正式协商。之后，通过一户户谈判做工作，其他拆迁户都接受了安置方案。到2006年9月份，整个鹤兴路上只剩下吴苹一家。从2006年9月14日到2007年2月9日，吴苹和开发商进行了三次协商，都没有达成协议。在持续近一个月的对峙之后，被媒体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重庆市杨家坪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对象杨氏夫妇，在当地法院的主持下与拆迁方最终达成协议,建筑物顺利拆迁。这就是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始末。
此事双方已僵持了32个月，一经媒体争相报道，在社会上立马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有骂开发商的，有骂“钉子户”的，有声援“钉子户”的，有骂政府无能的，有骂法院判决不公的。莫衷一是，不一而足。笔者以为，先不论事件各方主体本身的对错，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此事件至少存在一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城市房屋拆迁是基于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
（2）、拆迁补偿程序的公平性
（3）、政府的角色定位
（4）、法院司法救济的适时性、适当性
（5）、补偿标准、范围和方式的合理性
（6）、城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在拆迁中的不同定位
（7）、《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正确适用
此事件讲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拆迁是全国许多城市的普遍现象。行政补偿和城市拆迁补偿是一脉相通的。本文试从此着手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进行一番考量。
第一章 行政补偿制度概述
1.1行政补偿制度的概念与特征
1.1.1行政补偿的概念
要研究行政补偿制度，必须从其基本范畴概念和特征入手。行政补偿作为一行政法上的特有概念在行政法理论界有着较为成熟的表述，各国学者的具体表达虽然稍有差异，但并无大的分歧，现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补偿为行政法上之损害补偿，是指行政机关给予公益目的，合法实施公权力，致人民之生命、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失，而由国家予以适当补偿的制度，又可称之为行政法上之损失补偿”[1]；“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合法地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时，行政机关依法弥补相对人损失的一种补偿性具体行政行为”[2]；“行政补偿是有别于国家赔偿的一个概念，它是专指对合法、正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予以救济的行为或制度”[3]；日本学者认为“：基于行政上的合法行为的损失补偿,是指对因合法的公权力的行使而蒙受的财产上的特别牺牲,从全体公平负担的角度予以调节的财产性补偿。”[4]；“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过程中的合法行为，使本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失，国家基于当事人事前的协商一致以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经济上、生活上、工作上或安置上等方面对其所受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过程或制度”[5]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国家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对人民造成非法定的损害结果 ,而应由代表国家的行政机关负起填补损害结果的制度,称之为‘行政损失补偿制度’”[6]在我国大陆,有的学者给行政补偿作了如下定义“：行政损失补偿又称行政损失补偿,是国家对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进行的给付救济。[7]
通过对以上概念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作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核心范畴的行政补偿可以定义为: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致使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或者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身权益受到特别损失的，依公平和保护人权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行政救济行为。本文主要阐述合法的行政行为致特定人特定损害这一情形。
1.1.2行政补偿制度的特征
基于对行政补偿基本概念分析，我们可以把握行政补偿制度的要点，明晰行政补偿制度的内容。
从概念的分析中,我们归纳出行政补偿的法律特征：
第一、行政补偿必须以合法的行政行为或者特定的公民、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为前提。国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行为个人行为不导致行政补偿。同时，违法行政行为也不产生损失补偿问题,只产生行政赔偿责任的后果。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合法行使职权的行为给特定的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损失，或者特定的公民、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才导致行政补偿。
第二、补偿的情形有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社会公益协助公务而使自身权益受到损失的。
第三、行政补偿以无义务的特定人为对象和以特定人为公共利益所受的特别损失为内容。根据公平负担原理，每个公民都必须公平的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服兵役、依法纳税等 ,是所有的公民应尽的义务 ,这是一种公平的负担,无需给予补偿。行政主体的行为必须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作出。只有在合法行政行为使无义务的特定人因公共利益蒙受特别损害时,为了平衡和协调私益和公益，国家才对特定人的特别损害进行补偿。
第四、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而补偿义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任何个人均不负有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给付行政补偿的义务，且不发生行政追偿问题。[8]因为应补偿的行政行为是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而做出的，所以补偿的主体应为国家。但直接向国家要求补偿不免太抽象，只能由具体的行政主体作为补偿义务机关。
第五、行政补偿以损害事实为基础 ,并且损害事实与合法的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政补偿的目的在于对特定人的特别损失予以补偿。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行政补偿无以发生。此外,要将损害和补偿嫁接起来离不开因果关系的存在。可以说，没有某一行为与某特别损失间的因果关系，则决不能发生行政补偿。
1.2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补偿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支撑。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或称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即国家为什么要对合法的职权行为给特定人造成的特别损失给予公平的补偿，其理论上的依据何在。对此，法学家们从理论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 现在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特别牺牲说
这一理论源于德国并成为德国的主流学说，由德国学者奥托•梅耶(OttoMayer)提出。他认为,任何财产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当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这些内在限制时，即产生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对行使所有权的内在社会限制是所有公民都平等承受的一定负担，不需要赔偿。然而，当这种负担落到某个个别公民头上，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牺牲，就必须进行补偿。[9]即国家对于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使特定公民作出了特别的牺牲，为了使得这种牺牲公正平等，由公众平等负担，国家应从对作出特别牺牲的公民予以某种形式的补偿，以使国家之行为符合自然法的公平正义之精神。
2、公共负担平等说
该说源于法国，并成为法国的主流学说并在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该学说认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当个别人因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如果完全由其个人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就会使个别人因公共利益而承担的义务重于相同情况下的其他人。由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而实施，受益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因此其成本或费用亦应该由社会主体成员平均分担，而不能由受害人个人承担。分担方式是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对遭受损失的人给予补偿。[10]该说的中心是平等原则，认为公民在负担因公共利益所受到的损失时也应该是平等的。这样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3、既得权说此说
该说认为,国家之所以对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是因为宪法和法律保护人民既得之权利。人民既得权既系合法取得,自然应予以保障。保障一般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是现代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纵然因为公益或公务之必须,使其蒙受损害,亦应予以补偿，以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否则,难以体现公正和维护保障人民的既得权利[11]“有权利必有救济”。如果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给公民的权益造成损害，必须给予公平补偿，以维护人民之既得权利。
4、结果责任说
该说产生于日本。该学说认为,“不论行政行为合法、违法，以及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行政活动导致的损害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国家或公共团体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12]可见，该说是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来谈的。行政行为不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只要对相对人造成了实质的损害，就应该予以救济。因为于受害人来说，此时受到的损害与其因违法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害是一样的。
5、人权保障论
该理论认为保障人权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目标和重要任务之一，当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和组织的侵害时，国家有责任使其得到赔偿并依法对侵权人予以惩处；而当公民受到国家的侵害时，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公民受到的损失或损害给予补偿或赔偿。行政补偿观念是在人权观念日渐彰显下的民主立宪国家产生的，最初源于宪法保障财产权的规定。可以这么说，没有人权保障观念，没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就不可能产生行政补偿制度。[13]
以上几种理论都从一定的角度对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行政补偿作出了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人权保障说、特别牺牲说和公共负担平等说的影响最大，但其中任何一种学说都难以完全说明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都具有其片面性。
纵观各种学说，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以人权保障论和公共负担平等说作为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从行政补偿的渊源来看，它是作为财产权的一个保障制度产生和存在的。人权保障原则强调的是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即使是合法的行政行为，如果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损失，就必须予以补偿。但是由于该原则适用范围太广，必须结合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才能充分完整地阐明行政补偿的法理基础。因为公共负担平等原则除了能有力地说明因国家公共利益需要所为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特殊损失不能完全由该相对人个人承受，而应由公众分担（应有国家予以补偿）外，还能说明正是由于受损失者本人作为公众一分子也应分担其中一部分损失，所以行政补偿通常不是全额补偿。[14]
1.3行政补偿制度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