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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与商号的冲突以及解决办法

王瑜


报载：广州、中山有两家公司同时使用“好太太”作为商标和商号。但最近，广州“好太太”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将中山的“好太太”告上法庭。中山“好太太”将广州“好太太”也告上法院，要求追究后者滥用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责任。据了解，以“好太太”为商标或商号的公司全国不下10家。商标与商号似乎是天生的冤家，一直以来就冲突不断，以前我们一般看到的商标与商号冲突的案例，总有一方基于不正当的竞争目的，将他人比较有名的商标注册为自己的商号，或者将他人比较有名的商号注册为自己的商标。两个“好太太”商号相同，商标相同，他们分别注册，各自使用，注册都没有法律上的瑕疵，使用过程中大家都很别扭，但是无可奈何，大家还能平安相处，当其中一个被评为驰名商标后，各方均衡的力量被打破，于是冲突爆发，双方都诉之法律解决。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商标与商号冲突的另一面，也将我们更深层次地思考商标与商号冲突的问题。

一、商标与商号冲突的成因

商标为生产者所拥有，商标必须要依附在其生产者身上，商号是企业的化身，商标对商号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商号与商标的关系极为密切，经常一起出现在同一商品上，商标可以登记为商号，商号也可以注册为商标。商标权与商号权高度相似性。两者尽管在取得程序、构成要素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但使用功能上，尤其对广大的消费者而言，都能起到标示产品来源和质量，降低搜寻成本的作用。随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企业字号逐渐与商业信誉、产品或服务质量紧密相连，消费者通常把某种品牌的商品与某些厂家联系在一起，甚至于不加区别。比如人们见到“海尔”就自然联想到海尔公司及其家电产品，消费者并不刻意去区分商标与商号的法律性质有何不同。当商标和商号初此呈现在消费者面前都只具有基本的区分功能，可以说商标与商号是同根兄弟，从目前我国的法律体制来看，对商标和商号的保护有些厚此薄彼了，明显对商号的保护弱于商标。商标有专门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法律，商标受到行政与司法双重法律保护，侵犯商标权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甚至是可以被判刑的，而商号却没有那么幸运。

我国商标与商号分别由有两个部门主管，商标全国只由国家商标局一家注册。商标注册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有很多道关卡，第一关，商标局自行审查，申请注册的商标如果发现在同一类别上有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不予注册的，如果和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在不同类别也是不可以注册的。第二关，商标异议，商标局经过初步审查，认为可以注册的就进行公告，公告是要出版的，现在在网上公布，每个人都可以查阅，在公告期内，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提出自己认为该商标不能获得注册的理由，理由成立该商标不能获得注册。第三关，商标争议，商标即使获得了注册，在一定时间内，还可以提出理由认为该商标不应该获得注册，而要求撤消该商标。可见商标的审查注册程序是很严格的，而且会给权利人许多次机会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在正常的情况同一个小类别是不会出现相同的商标的，基本能保持商标的全国唯一性。但是商号却由各个县以上的工商局来注册，一般情况下各工商局只在本行政区范围检索，如果没有发现有相同的商号即给以注册，商标只能保证在县级行政范围内的唯一性。所以全国在某个行业类别上只有一个“好太太”商标，但是在全国范围同一个行业每个县都可能出现一个“好太太”的商号。商标和商号的两种登记制度是造成商标和商号冲突法律上的根源。

由于商标和商号可以互为注册或登记的特点，一些用心不纯者利用了这个一点，将与他人的知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等登记为企业的商号使用，或者将与他人知名企业商号相同或近似的文字等注册为商标使用。企图混淆商品和企业的出处，使人们误认为是同一来源或有相关联系，借用别人的信誉和影响赚取利润。这就是近来国内经常出现的所谓 “傍名牌”的另一种惯用的手段。傍用他人知名的商标或知名的商号以混淆消费者视听，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获取利益这是商标与商号冲突经济上的诱因。

二、从沸腾鱼乡天津维权看商标与商号的冲突

北京沸腾鱼乡餐饮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沸腾鱼乡）2001年1月11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沸腾鱼乡”图与字的组合商标，2002年5月7日被核准注册在服务分类第42类“餐厅、餐馆、饭店”使用。北京沸腾鱼乡以自行开设或者特许加盟的方式，在济南、沈阳、杭州等地相继开设了7家餐厅，并统一使用“沸腾鱼乡”注册商标。但是，北京沸腾鱼乡却发现仅在天津河西区，就有两家名为“沸腾鱼乡”、主营水煮鱼的餐饮公司——天津市河西区沸腾鱼乡酒楼和天津市沸腾鱼乡餐饮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分别于2001年8月24日和2002年7月5日依法成立，其主要股东均为胡志强一人。两家企业经营过程中，在店门牌匾、菜谱、筷子套、订餐卡等处大量、突出使用“沸腾鱼乡”字样。鉴于此，北京沸腾鱼乡把天津沸腾鱼乡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天津市河西区沸腾鱼乡酒楼业主胡志强在先取得企业名称权，有权继续使用自己的名称，虽然客观上与原告的文字部分相同，原告无权禁止他人合理使用自己的字号。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在同行业中以“沸腾鱼乡”为字号登记企业名称的目的是为了搭乘上诉人的便车，显然具有恶意，被上诉人使用的“沸腾鱼乡”与上诉人的“沸腾鱼乡”商标属于近似商标，侵犯了上诉人的商标专用权，损害了上诉人的商誉，请求法院撤消原判，判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行为，并给予相应赔偿。天津市高级法院经二审审理，判决被上诉人天津市沸腾鱼乡餐饮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将“沸腾鱼乡”字样作为企业字号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单独或突出使用，并赔偿上诉人北京沸腾鱼乡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7万元人民币；对上诉人同时提起的诉天津市河西区沸腾鱼乡酒楼业主胡志强一案，则维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胡志强在天津市河西区沸腾鱼乡酒楼中使用“沸腾鱼乡”字号为合法使用，不构成侵权。

北京沸腾鱼乡案件就是涉及商标与商号问题，其在天津维权行为在二审诉讼中一胜一败，北京沸腾鱼乡的代理人称有喜有忧。这两个原被告相同的案子是非常典型的商标与商号冲突的案例，被告既使用了他人的商标，其商号也与原告的商标相同，但是一个案子胜诉，一个案子败诉，法院的判决是有其道理的，这一胜一败之间让我们看到解决商标与商号冲突的复杂性和难度。

三、商标与商号冲突的解决

正是商号分散的注册体制破坏了商号的全国唯一性，使其区别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商标和商号冲突的根源。商号与商标的冲突从主观上看分为两种：一是恶意的，二是善意的。大家都喜欢用同一个吉祥的词汇，一家公司用做商号，另一家申请了商标，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地存在，如果是善意的无论是将商标登记为商号，还是将他人商号注册为商标，只要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注册，并没有恶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意图，在法律上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

商标与商号作为同根兄弟本来就不应该被分开，现在的体制却造成兄弟的不和。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学专家们已经有多年的探讨。本人认为其实很简单，商标为什么不会在同一类商标出现相同的商标，是因为由商标局进行了统一的检索，这个检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保证这个商标在一个类别上的唯一性。商号被恶意使用，主要问题是不能保证全国的唯一性，那么只要将商号和商标一样进行全国统一检索就行了。现在很多省的所有企业的工商基本资料是可以通过网络公开检索的，只要将各个省的资料统一放进数据库内，这样全国可以实现统一检索了，就能保证商号在全国的唯一性，剩下就是将工商登记的商号和商标局的商标名称统一检索的问题，这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商标局和工商局本来就是一个单位，商标局是国家工商行政管总局下属部门，又不存在各利益单位的关系协调问题，那么工商局只要将商标的数据和工商注册的商号这两个资料库放到一起检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过这是民间看法，仅仅表达个人观点。

法律冲突的解决不是本书要探讨的，对于现实的冲突问题，我们不能等待法律的完善，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们还要解决实际问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看，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他人的商标登记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并简化使用企业名称，经营相同的产品。二是将他人的商号注册为自己的商标，并经营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以下的内容将涉及这两种冲突的解决方式。任何事情等到发生再去解决，成本总是很大，最好是预防不发生，我们怎么来预防商标与商号的冲突呢？比较管用的办法是将商号和商标统一，将商号注册为商标，甚至有人提议将公司名称整体注册为商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握好商标和商号的取名，要有新意和创意，不要落俗套，极大程度地避免造成相同，当然这些只能起到部分预防的作用，对于恶意的注册行为需要坚决予以打击。

1、恶意将他人商号注册为商标的解决

烟台龙茂制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茂制鞋）是1988年批准注册的合资企业，1991年注册了“沃利斯”商标，经过十余年的经营推广，产品销售遍布山东省及全国主要大中城市，“沃利斯”皮鞋获得了多项荣誉称号。烟台芝罘盛龙皮鞋厂（下称盛龙皮鞋）成立于1995年，该公司于1996年以 “龙茂”的申请商标并获得注册。2001年6月，盛龙皮鞋对“龙茂”商标提出撤销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龙茂制鞋对盛龙皮鞋注册的 “龙茂”商标所提撤销理由成立，该注册商标予以撤销。盛龙皮鞋对此裁定不服，向北京市法院起诉。经过市中级法院一审、市高级法院终审，一致认为：龙茂制鞋的龙茂”字号由于其长期使用和广泛宣传，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时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特别在山东省已成为相关公众熟知的字号；消费者在市场上看到冠以“龙茂”商标的皮鞋很容易联想到该品牌的鞋与龙茂制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甚至误认就是龙茂制鞋生产或者经销的，从而导致误认误购，损害龙茂制鞋的利益，因此，争议商标侵害了龙茂制鞋现有的企业字号权，已构成现行《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的行为。本案终审结果是盛龙皮鞋注册的“龙茂”商标被撤销。

如果自己的商号被他人注册为商标，根据不同过程有多种解决方式。如果该商标还在申请过程中，商号所有人可以在初步公告期间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申请；如果该商标已经获得注册，在五年内可以向国家工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争议。自己的商号被他人恶意注册为商标，法律上给予的救济途径很多，一般都可以获得解决，所以应当积极维护自己的商号权。

2、商标与商号善意冲突的解决

原告刘××诉称：我于1996年开始经营济南市中老乡村餐馆，并于1998年获得“老乡村”服务商标。被告设立的老乡村酒店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商标专用权，给原告的经营带来严重影响，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被告辩称：我公司下属的老乡村酒店，于1997年7月10日经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我公司注册时，原告的商标权根本不存在。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1997年申请注册“老乡村”服务商标，1998年获得商标权，被告老乡村酒店于1997年经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经营范围为餐饮、烟酒零售。法院认为：原告申请注册的“老乡村”服务商标取得商标专用权的时间为1998年10月7日，而被告设立的老乡村酒店早在1997年7月10日便依法成立，且仅在企业名称中使用“老乡村”字号。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欠当，与法律、相关政策规定的精神相悖，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的诉讼请求。

这个商标权与商号权的权利冲突案件涉及到对在先权利的保护问题。原告拥有商标权，被告也是合法登记的商号，被告注册这个商号明显没有故意傍原告商标的意思，因为被告登记之时比原告取得商标权要早，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非常的多，因为词汇是有限的，而进一步细化到某个具体的行业，大家喜欢的词汇就更少，但是偌大的中国同一个行业的企业数量巨大，在商号的使用上难免会有相同，如果大家距离遥远，市场不构成冲突，可以相安无事，象“老乡村”经营的是餐饮业同处一城，自然水火不容。但是在这个商标与商号冲突的案例中，法院并没有支持原告，也就是商标权对于善意注册的商号无权禁止使用。
法律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在保护特定权利的同时，应当尊重和保护他人在先的各种民事权利，所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解决商标与企业名称中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处理商标与企业名称的混淆，应当适用维护公平竞争和保护在先合法权利人利益的原则”。在本案中 “老乡村”字号的注册早于“老乡村”商标权的取得，“老乡村”商号权相对于涉案的“老乡村”商标权来说，应当是在先权利。因此，被上诉人合法的商号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其有权依法使用自己的商号。而且被上诉人又不存在突出使用字号、随便简化使用自己的企业名称等不正当使用行为，因此，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商标侵权。

3、将国外驰名商标登记为商号的解决

纠缠两年多的美国星巴克(Starbucks)诉上海星巴克侵权案件基本尘埃落定。2005年最后一天，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美国Starbucks的服务类‘STAR-BUCKS’及‘星巴克’为驰名商标，上海星巴克咖啡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星巴克）构成对美国Star-bucks的侵权，需赔偿美方50万元人民币，并更改企业名称。上海星巴克为沪上一家民营企业，1999年10月注册，并在2000年1月开出第一家门店，之后美国Starbucks打入上海，由于中文‘星巴克’已经被注册，只以‘Starbucks’英文品牌出现，2003年年底，美国Star-bucks状告上海星巴克商标侵权。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决认为，美国Starbucks的服务类‘STAR-BUCKS’以及‘星巴克’为驰名商标，美国Star-bucks对‘星巴克’文字在先使用，上海星巴克将‘星巴克’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进行登记并在其分支机构上海星巴克分公司的企业名称中使用的行为，侵犯了美国Starbucks享有的服务类‘STARBUCKS’以及‘星巴克’驰名商标专用权，构成对美国Starbucks的不正当竞争。判决书要求上海星巴克停止侵犯美国Starbucks享有的‘STARBUCKS’以及‘星巴克’驰名商标专用权，并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包含‘星巴克’文字，同时赔偿原告美国Starbucks50万元人民币。

这个案子让人好生奇怪，和上面的案子一样，也是商号登记在先，为什么上个案子被驳回，而这个案子不但要更改名称还要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一）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星巴克”是驰名商标，尽管进入中国比上海的“星巴克”成立时间晚，但是“星巴克”早已经是世界驰名商标，上海“星巴克”的行为属于将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的商品上突出使用，故而败诉。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及完善

彭德才


摘要：根据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犯罪，主观上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客观方面必须有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限额和规定期限”的认定应当以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的约定为标准；“催收不还”不应成为认定恶意透支的必备要件，对于透支后逃避追查的持卡人，在认定其恶意透支时不应以催收为必要；恶意透支入罪数额的标准可以适当提高；应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主体；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对恶意透支犯罪行为可单独定罪。
关键词：透支限额、透支期限、催收不还、数额较大、单位犯罪　

现行刑法典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一起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定行为表现。本文主要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及完善作一粗浅分析，抛砖以引玉。

一、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
（一）超过“规定的限额、期限”透支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的条件之一是“超过规定的限额、期限”透支。透支限额指持卡人可透支的最高限额；透支期限指持卡人可透支款项的最长期间。如果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发卡机构可随时催收持卡人偿还透支款项，如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予偿还透支款，则构成恶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发卡机构也会按约定给持卡人寄送对帐单，催告持卡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归还透支款，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偿还透支款，也构成恶意透支。

（二）催收不还
如前所述，持卡人经发卡机构催收后不归还透支款项是构成恶意透支的必备要件之一。至于如何认定“催收不还”，学界存在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以催告次数为标准,银行对持卡人的透支一般实行三次催告，第一次发出书面通知催告还款，第二次工作人员上门索要，第三次诉请法院发出支付令，若三次催收无效，即可认定拒不归还。① 　另有学者认为，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作为认定的标准，即“收到发卡机构催收通知书之日起三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是催收不还。② 　第二种见解是学界的通说。

（三） 数额较大
只有催收不还的透支款项达到数额较大的，才可能构成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至于数额较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根据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参照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来认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证金的，其恶意透支数额以超过保证金数额计算。

（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构成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持卡人的客观行为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加以认定。如果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过银行的催收后仍不归还，一般就可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成立恶意透支。但是如果被告人确有事实证明其不归还的原因不是主观上不想归还，而是由于其他客观因素导致无法返还或不能返还，则因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而不成立恶意透支。③

二、恶意透支犯罪的立法完善
（一）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构成的完善
１、“透支限额、透支期限”标准的明确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卡银行应当遵守下列信用卡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一）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二）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三）外币卡的透支额度不得超过持卡人保证金（含储蓄存单质押金额）的80％，（四）从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新发生的180天（含180天，下同）以上的月均透支余额不得超过月均总透支余额的15％；第四十六条规定：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贷记卡的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其当月透支余额的10％。《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关于信用卡透支最高限额（包括单笔透支限额和月透支限额）和透支最长期限的规定是其他发卡机构制定信用卡章程的规范，发卡机构关于信用卡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规定可以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内浮动。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发卡机构信用卡章程规定的透支限额、透支期限各不相同的现象，同一银行发行的不同种类的信用卡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也不相同。例如1994年9月1日起生效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龙卡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持卡人应保持足够的信用卡存款余额以备使用，如因购物消费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消费信贷服务，透支金额和利息须在30天内归还，金卡帐户透支限额10000元，普通卡帐户透支限额，单位5000元，个人1000元。1996年4月1日起实行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第九条规定：持卡人应在帐户中保持足够余额以备支用，如有急需可以在规定的限额内透支，由银行提供信贷服务，透支金额和利息须在三十天内归还，金卡帐户透支限额五千元，普通卡帐户透支限额一千元。
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有学者认为应统一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为标准,而不能分别以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为标准，主要理由是领用合约本质上是民事合同，以民事合同规定的标准作为刑事犯罪的罪与非罪的衡量尺度之一，从法理上看不尽合理。④ 　 笔者认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应以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为标准。理由是，首先，信用卡领用合约的规定并不会成为认定恶意透支犯罪罪与非罪的尺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要以“数额较大”为要件，此“数额较大”指的是持卡人经发卡机构催收后不予归还透支款的“数额较大”，而不是指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数额较大”，因此，认定罪与非罪最终是看持卡人恶意透支的数额是否达到了入罪的标准，与信用卡领用合约对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规定无关。其次，如果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标准，将导致许多实际上的恶意透支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刑法制裁。假设某甲持有建设银行龙卡，属于普通账户，按建设银行龙卡领用合约的规定，其透支限额是1000元人民币，但是某甲采取突击消费，透支了5000元人民币，按照建设银行的规定，这种行为构成“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银行便会对某甲催收透支款项，如果某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归还透支款项，便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是如果以《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认定透支限额和透支期限的标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个人卡不得超过2万元（含等值外币），同一账户月透支余额个人卡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某甲的行为便是在许可的透支限额内透支，属于善意透支行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应该明确规定“透支限额、透支期限”的认定应以各发卡机构的信用卡章程或者发卡机构与持卡人之间签订的领用合约为标准。

2、“催收不还”规定的完善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尽管已经实施了超额或超期的透支行为，但经发卡机构催收后加以偿还的，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催收不还”这一限制性条件的设置一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业带来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对恶意透支这种本质上源于金融业固有风险的投机行为，应限制使用刑罚，而“催收不还”这一要件恰有此功能，而且“催收不还”要件使恶意透支发生了质变，使它由不确定的金融风险变成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这种已确定的关系的标的——财产权的侵犯，是刑罚发动之源。⑤ 　立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同时便于司法操作。
但是，立法的这一限制性规定是否科学，学界也早有争论。有的论者认为，规定此一要件不利于发卡机构防范化解由恶意透支造成的金融风险，并对此作了具体论证，理由大致如下： (1)实践中，发卡机构是否催收难以认定，持卡人往往以各种理由否认银行曾经催收，使银行处于不利；(2)由于流动人员等因素，银行催收找不到持卡人；(3)“催收不还”含义不明确，催收后多长时间为“催收不还”，部分归还是否视为“催收不还”？(4)持卡人申领时已了解有关透支的规定，对“明知故犯”的行为不必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确定其为违法行为，如再附加条件，无疑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5)会给持卡人造成“规定可不遵守”的印象，既不利培养持卡人守法观念，也不利于有关规章的执行。⑥
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将导致对于一些事实上银行无法催收而行为人主观恶性极大、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危害后果严重的透支案件打击的不力。比如，持卡人领取信用卡后，并不是用于正常的消费、透支，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突击异地消费取现，并将其挥霍浪费，或是携款潜逃，透支数额特别巨大，明显超出其偿还能力，这时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已昭然若揭，但在银行催收之前以及催收期间，由于其透支行为不符合恶意透支“经银行催收不还”的客观条件，司法机关无法及时采取行动，对其既不能拘留、逮捕，也不能扣押、冻结其财产，待到催收不还后再立案查处，犯罪分子则可能利用催收期间的空隙而逃之夭夭，司法机关只能坐失良机，为时已晚。⑦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质疑是有充分道理的。“催收不还”作为认定恶意透支必备要件的规定确实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其实，在刑法对恶意透支的概念明确规定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的规定是：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机构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从该解释可以看出，“催收不还”只是认定恶意透支的一个选择性条件，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也可以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相比较而言，原来司法解释的规定更具有合理性，“催收不还”不应该成为认定恶意透支行为的必备要件，而应该规定为选择要件，对于行为人逃避追查的，不应以“催收不还”为必要。

３、“数额较大”规定的完善
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目前对何谓恶意透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较为适宜，即以恶意透支5000元以上为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这一规定显然已落后于现实情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于1999年3月1日起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发卡机构应当遵守下列信用卡业务风险控制指标：个人卡同一持卡人单笔透支发生额不得超过2万元，个人卡同一帐户月透支余额不得超过5万元（含等值外币）。第四十六条规定，准贷记卡的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根据这一规定，发卡机构在发卡时可以与持卡人约定最高月透支额为5万元。按透支期限为2个月计算，则2个月内透支10万元还是合法的，故目前关于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起点规定较低，有待修改。因为恶意透支行为和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犯罪手段行为相比，无论主体、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可以规定较高的数额标准。

４、犯罪主体的完善
现行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在内。对现实中存在的单位犯罪行为，不能追究单位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也不能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而只能按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有学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单位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仍然可以追究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应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的主体。首先，单位恶意透支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单位恶意透支行为相对于自然人恶意透支而言，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单位可透支额度更大。最后，对单位恶意透支行为予以犯罪化可以更好地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

（二） 恶意透支犯罪行为罪名的完善
恶意透支犯罪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的诈骗构成的信用卡诈骗罪存在诸多不同之处：首先，犯罪主体的不同。恶意透支行为人只能是信用卡的合法使用人，其他人只能作为犯罪参加人加以考虑；⑧ 　而后者则是非合法持卡人所为。其次，前者的实质是非法透支，它以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作为犯罪工具，主要侵害的是信用卡发行人与持卡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从根本上破坏了信用卡制度，妨碍了利用信用卡从事正常的交易活动；后者的实质是欺诈，发卡机构与诈骗行为人本来就不存在信赖关系。再者，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恶意透支有一个从民事法律关系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转化过程（但从存在论上，不存在此转化）；而后者则是直接构成刑事法律关系。⑨
从国外立法来看，许多国家刑法是将这种实为恶意透支性质的滥签信用卡的行为作为独立犯罪规定的，如德国、瑞士。德国第二次抗制经济犯罪法案将有权利的所有人滥用支票卡和信用卡的行为，作为单独的犯罪构成规定进德国刑法典第266b条，该条规定：因持有支票卡或信用卡，而被授予权利，在消费后，由发卡机构担任付款，如持有人滥用此种权利，并导致发卡机构的损失，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罚金。瑞士刑法典第148条规定：虽无支付能力或无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类似支付工具，意图获得财产价值上的好处，并因此损害支票出具商的财产利益，如果支票出具商和协议企业采取针对滥用支票的措施的，处5年以下监禁刑。行为人以此为职业的，处10年以上重惩役或3个月以上的监禁刑。
基于上述理由，刑法有必要对恶意透支行为单独设置罪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