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婚内强奸”问题
秦旭东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得较为热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和相关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虽有“漫谈”之嫌，但因水平有限，只得勉而为之。
一、从“夫妻同体”到“夫妻别体”
关于婚姻、爱情，西方有这样的传说：男女曾为一体，上帝把他们分开，推入茫茫人世。从此，双方都在等待或追寻自己的另一半，通过爱情和婚姻，他们又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儒学认为阳与阴、乾与坤、夫与妻相互对应，在天人合一中，自有“夫妻一体”之说。从法律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不仅仅是浪漫的故事，其间表明了古代社会对夫妻间法律关系的态度，此即所谓夫妻同体主义。它是指男女双方结婚之后不再保持各自独立的人格，而是夫妻合为一体，人格互相吸收。
实际上，在男尊女卑、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社会，基以宗法制度的夫妻同体主义，绝不像爱情宣言中的那样浪漫和温情脉脉，它不是双方人格对等的溶合，不是“夫妻人格互相吸收”，而不过是妻子的人格为丈夫所吸收，它确定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和屈从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礼法中，“夫为妻纲”是必须恪守的准则；早期罗马法规定，妻子进入夫家之后便成为“家女”，必须服从新的“家父”，而丈夫则可以是妻子的“家父”；古印度《摩奴法典》宣布丈夫可以是“监护人”而妇女只能“服从其从属者的权力”。（１）
在夫妻同体主义思想下，在法律上没有妻子独立的意志，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之说。
西方法学著作一般认为，罗马法后期的所谓“略式婚”，即“无夫权婚姻”实际上开了夫妻别体主义之源。它虽然主要是针对夫妻间的财产问题而言的，但“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妻子如果在财产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将为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奠定基础。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中提出“婚姻契约论”，倡导夫妻别体主义，主张夫妻人格独立，在婚姻生活中各享有其权利，各承担其义务。在作为夫妻关系之重要内容的配偶权或者同居义务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坚持女方承诺论（２），即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将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的前提。比如，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加拿大、泰国等国，丈夫对妻子都不可能构成强奸罪。
夫妻别体主义无疑代表了一股进步潮流，然而，这种所谓的承诺论却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社会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原则，赋予了女性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在契约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是对等而存在的，妻子对丈夫的同居义务必须建立在其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不能由妇女在缔结婚姻时的自由选择权吸附其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性生活的自主权，即妻子在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作出“女方承诺论”中所说的那种承诺。每个人的自由权在合法的范围内是一直存续的，如果女子在契约婚姻上的“一诺千金”的代价是把自己在同居生活中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拱手让由丈夫去支配，则显然违背了契约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本质，这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的逆退，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要求的。
之所以在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喋喋不休地来谈，是因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最大特点，亦即它与一般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夫妻关系，这也是“婚内强奸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之所在。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从现代社会夫妻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否认丈夫对妻子犯强奸罪之可能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适的。
二、“婚内强奸”问题之“中国特色”
婚内强奸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之一，是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再度兴起而在西方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自七十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对人权、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重视，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刑法上没有明确排除在婚内发生强奸的可能性，但在理论界通行的观点和司法实践中实际的做法却是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婚内强奸之存在。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婚内强奸在中国所反映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婚内强奸问题在今日之中国的提出与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的特殊涵义（３）。
李（？）认为，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反映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婚姻和性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和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法律的范型、具体的规定、法律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及现存的社会制度性结构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作为异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传入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人伦和宗法为基础，个人是属于家庭、家族的，女子除此之外还要“以夫为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人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是束缚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种传统的积淀虽然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日渐走向式微，但它至今仍是根深缔固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
李（？）教授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 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一度中断了这一过程，“于封闭 和市场极度式微的状态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性结构和规制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中国的社会在结构上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律设立了身份制度和职责概念，以规范为基本范畴，制裁违法行为是为了整体对秩序的要求，法律只是统治与治理的工具。新中国把个人以家庭（家庭）中解放出来，又用国家取代之建立了新的更为有力的整体，新的社会整合将个人纳入一个所谓的单位社会中。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但这一切是建立在比法律明文规定的“平等”更高的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强奸是法律重拳打击的对象，但“婚内强奸”又成为一个“盲点”（法律看不到的地方）。解释有多种多样，“在司法实践中，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４）“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夫妻双方所负的义务”，“只要夫妻关系存在，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丈夫强制性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虽手段不当”而“不属非法”。（５）即使丈夫使用暴力，情节十分恶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也不构成强奸罪，而以虐待罪、伤害罪等其他罪名论处。更有一个案例（６），甲男与乙女建立了恋爱关系，为申请住房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同居。后申请住房未果，乙女又发现甲男隐瞒了年龄，双方发生争执，乙女要求离婚。甲男在向法院询问得知“履行结婚登记后即为合法夫妻”后，将乙女骗至其住处，使用暴力强行将乙女奸污。对这样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编者的结论居然是甲男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部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法，应当以追求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功能为要，并尽可能寻求这两者的最佳结合，而不应该有过大的偏向。以上所言的夫妻双方同居的“权利义务”论与前述的女方承诺论如出一辙，而所谓的“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根本无法立足的。难道为了所谓的“稳定”，以“国情”为由，就可以无视个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吗？在“稳定压倒一切”、“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权利遭受漠视，权利、义务的概念也往往发生扭曲。权利意味着一种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出自主选择，只要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选择空间；行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时，只有合意才能使行为获得合法性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对“婚内强奸”问题的反思，就具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它有可能带来“新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但要涤荡千百年沉积下来的诸如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残余，更要清理半个世纪前以来形成的传统－－所谓的“新制度文明”中的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成份。伴随保障妇女自由权利（在婚内强奸问题上即是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带来的启蒙，我们可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可以加速构建一个以权利为根基的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尽管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主义已有向社会本位嬗变的趋势，但鉴于中国“国情”，我们的“底子太薄”，必须补上这一课，才能建设稳固的法治大厦。
三、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上的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明文规定，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强奸妇女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它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争论主要在犯罪的主体上。由此罪的性质决定，它的犯罪主体一般是男子，妇女仅可能在共同犯罪中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从犯。目前我国的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特殊或例外的规定或说明，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把法无明文规定排除的斥于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更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还在于，承认婚内强奸在法律上的存在，乃是充分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内涵是不谋而合的。
承认“婚内强奸”，并不是说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能够成强奸罪。依刑法第十三条的精神，只有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所需的法定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婚内强奸涉及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又是极为隐秘的行为，需要保合考虑人保障权和维护家庭、社会利益以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值得肯定（７）。他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的感情为基础，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生理基础，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般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但这种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任何限制，一旦超出感情可以容忍的领域则可能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手段长期对妻子进行性虐待，情节恶劣的，可认定为虐待罪。二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或本无感情，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可认定为强奸罪：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尚未同居，也未发生过性行为的，或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
这种办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较合乎情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把握，但也有值得产同确之处。首先是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丈夫对妻子长期进行性虐待，认定为虐待罪是合适的。但如果丈夫的行为不具有虐待罪所需的在一定时间内经常实施，持续实施的特点，而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行的”，就不能定虐待罪，而只能也必须以强奸罪论处。另外，第二种情况还应包括夫妻感情破裂，已发生离婚纠纷，特别是进入离婚诉讼过程的。
有的观点认为婚内强奸是隐秘行为，难于取证。还有人担心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强奸可能导致妻子随意以控告丈夫强奸来要挟或报复丈夫，甚至可能助长妻子捍造事实或歪曲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其报复手段合法化，从而造成男方人人自危，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其实，取证困难并不能成为否认婚内强奸的理由，这只是刑事侦察和司法鉴证中的问题。任何刑事诉讼都可能面临这一问题，如果以取证难易与否来决定是否确认一种犯罪，则完全违背了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性质。一切要以刑法的功能、目的和任务来定，而不是因为对一种“犯罪”容易取证才确定之为犯罪。
至于担心来自女方的报复，也是不足为由的。刑事诉讼是严肃和利害攸关的事情，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视之为儿戏而随意用之来作为要挟和报复的工具。夫妻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一个存在于仍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妇女，当然不会用如此恶毒的方式去要挟或报复她的丈夫的，承认婚内强奸顶多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开一个“很刁”的玩笑来“警告”其丈夫的机会。至于处于感情已破裂，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之中的妇女，以控告丈夫强好作为一个可能性选择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的情节。而捍造事实、歪曲真相来借故报复的情况，则是在其他刑事诉讼中也有可能出现的。只要法院根据严格，科学的司法程序操作，就不会接受那些子虚乌有的控告。因此，那种担心是不必的，也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四、后话
婚内强奸是否存在作为一个在刑法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持否定态度的论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而持肯定态度的论点正在被采纳。１９９７年，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对一起离婚中丈夫违背妻子意志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的案子作出了丈夫构成强奸罪的判决。该案中的检察官陈为明认为，法律只给予夫妻双方平等地自愿地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给予其中一方以暴力的形式强迫他人而行使其性权利的权利。梁根林副教授针对此案，呼吁最高司法机关“本着对法律的本质的、实质性的理解，本着尊重法律、尊重妇女、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质精神”，来对强奸罪作出适当的解释，以弥补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留下的过大的空间，而不能任由“各地，特别是各个区县的基层法院、基层司法机关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解决”。（８）我想，倘能如此，“婚内强奸”问题便算有了个初步的解决，至于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言的那些或许已“上纲上限”的问题，还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参注：
①参见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②参见《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张贤钰，《评婚内无奸》。
③参见李遁《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关系－－婚内强奸在中国的法律学分析》，载于《刑事法判解》１９９９第一卷，张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
④参见《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参见《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高铭暄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⑥参见《刑法学案例选编》，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⑦参见《新刑法案例释解》，刘家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⑧见《法制日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媒体互动·今日说法”。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大连市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大政发[1999]59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连市所属的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统称采购单位）使用全部或部分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适用本办法。国家和市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及政府性借款。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采购单位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大连市财政局是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政府采购的主管部门。市财政局所属的大连市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政府采购政策和规章草案；
（二）指导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收集、发布及统计本市政府采购信息；
（四）组织本市政府采购人员的培训；
（五）审批进入本市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资格；
（六）审批社会中介机构取得本市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
（七）确定、调整并公布本市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及限额标准；
（八）编制市本级采购单位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九）受理本市政府采购中的投诉事项；
（十）办理其他有关政府采购的事务。
县（市）、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政府采购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由财政拨款的大型政府采购项目和市政府认定的其他项目应进行集中采购。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由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提出，报市政府批准。
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备承办条件的单位为集中采购单位。
集中采购项目之外的其他采购项目，由各采购单位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自行组织采购。
第六条 采购单位可以委托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承办政府采购具体事务。
社会中介机构申请取得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
（二）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接受过政府采购业务培训的人员占机构人员总数的20％以上；
（三）具有一定数量能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机构人员总数的60％和20％以上；
（四）具有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完成政府采购代理工作的能力；
（五）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供应商，可以申请取得进入大连市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资格：
（一）具有法人资格或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信誉；
（三）具有履行采购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的记录；
（四）具有良好的资金和财务状况；
（五）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章 采购方式
第八条 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方式。
公开招标采购，是指采购单位或其委托的具有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以下统称招标人）以招标公告的方式邀请不特定的供应商（以下统称投标人）投标。
邀请招标采购，是指招标人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五个以上特定的供应商投标。
竞争性谈判采购，是指采购单位直接邀请三家以上的供应商就采购事宜进行谈判。
询价采购，是指采购单位对三家以上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进行比较。
单一来源采购，是指采购单位向供应商直接购买。
第九条 除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外，凡达到市政府规定的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项目的，均应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采购方式进行采购。
第十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项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采购单位报经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
（二）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急需采购，无法按招标方式得到的；
（三）投标文件的准备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
（四）供应商准备投标文件需要高额费用的；
（五）对高新技术含量有特别要求的；
（六）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认定其他情形的。
第十一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的现货，属于标准规格且价格弹性不大的，经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可采用询价采购方式。
第十二条 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项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一）供应商拥有专有权，或因业务性质特殊，只能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且无其他合适的替代标的；
（二）原有采购的后续维修、零配件供应、更换或扩充，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的；
（三）在原招标目的范围内，补充价格不超过原合同价格50％的工程，必须与原供应商签约的；
（四）预先声明需对原有采购进行后续扩充的；
（五）采购单位有充足理由认为只有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才能实施相关目标的；
（六）从残疾人、慈善等机构采购的；
（七）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认定其他情形的。
第三章 招标投标程序
第十三条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在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及实施地点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
招标人采用邀请招标采购方式的，应当向五个以上供应商发出投标邀请书。
第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以及拟订合同的主要条款。
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不得少于20日。
招标文件应当经采购单位确认，采购单位应当对招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十六条 招标人不得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人数以及与招标投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十七条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投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之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投标地点。招标人收到投标文件后，应当签收保存，不得开启。招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后收到的投标文件，应当原样退还，不得开启。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前，可以补充、修改，或者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书面通知招标人。补充、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十八条 两个以上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
第十九条 开标应由招标人主持，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程序，以公开方式进行。开标应当当众验明所有投标文件的密封未遭损坏。招标人应当宣读所有投标文件的有关内容并作记录存档。
第二十条 评标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负责组织。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的代表和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等五人以上单数组成，其中专家和专业人员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应回避。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供书面评标报告，并推荐一个以上不超过三个合格的中标候选人。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在同质同价的情况下，优先选用本市投标人。
第二十一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签订书面合同，并报送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各采购单位应当根据批准的预算及自筹资金落实情况，按照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的要求编报计划采购申请表，经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后，按计划进行。
第二十三条 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应按以下内容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检查：
（一）采购是否按批准的采购计划进行；
（二）采购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
（三）采购标准、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四条 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发现正在进行的采购活动严重违反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或导致采购无效的，应责令采购单位停止采购，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需变更合同实质性条款或订立补充合同的，应当报送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采购单位应当对采购合同的标的组织验收，根据验收结果在结算验收书上签署意见并报送政府采购主管部门。
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按结算验收书和采购合同有关付款的规定办理货款的支付手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结算验收书对新增资产进行登记、管理。
第二十七条 政府采购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投诉。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
第二十八条 政府采购应当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及社会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采购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采购无效，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并可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供应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采购的；
（二）应当采用招标采购方式而未采用的；
（三）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四）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承办政府采购业务的；
（五）与社会中介机构或供应商串通，虚假招标的；
（六）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的；
（七）不如实向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供资料的；
（八）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三十条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给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的；
（二）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
（三）与采购单位或社会中介机构串通，事先商定投标价格或者合谋使特定供应商中标的；
（四）采用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五）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单位签订采购合同的；
（六）向采购主管部门、采购单位、代理采购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等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不如实向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供材料的；
（八）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三十一条 承担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给采购单位、供应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
（二）超出代理权限进行采购业务的；
（三）与供应商串通，进行虚假招标的；
（四）不如实向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提供材料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具有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其他经济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适用本办法。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政府采购管理，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财政局负责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