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城镇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人民政府令
（第108号）
《宁波市城镇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已经2002年12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金德水
二00三年一月八日
宁波市城镇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城镇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保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第三条 生育保障费用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社会统筹，建立生育保险基金。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职工生育保险工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具体负责办理生育保险业务。
各级卫生、财政、税务、计划生育等部门及工会、妇联等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育保险工作。
第五条 生育保险实行市、县（市）分级统筹。
市本级（含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市科技园区、大榭开发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和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合为同一统筹单位，对生育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理。
各县（市）和鄞州区的生育保险由当地人民政府单独实行统筹。
第二章 生育保险基金的征缴和管理
第六条 生育保险基金由下列项目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二）生育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生育保险费滞纳金；
（四）依法纳入生育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生育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由地方财政补贴。
第七条 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月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用人单位以在职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作为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基数（以下简称缴费基数），按照一定比例缴生育保险费。
市本级统筹范围内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定为缴费基数的0.5%。各县（市）和鄞州区统筹范围内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由各县（市）和鄞州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但最高不超过1%。
市、县（市）和鄞州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生育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情况，适时调整用人单位缴费比例。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生育保险登记手续，并按规定申报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九条 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按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列支，生育保险费不计征税费。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
用人单位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结的，应当依法清偿欠缴的生育保险费用。
生育保险费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按月征收。
第十一条 生育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或挪用。
生育保险基金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息，所得利息一并存入生育保险基金。
劳动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加强对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并接受同级审计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生育保险基金按规定用于下列支出：
（一）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二）女职工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
（三）职工计划生育手术费用；
（四）生育保险宣传、培训等费用；
（五）经市人民政府批准需要支付的与生育保险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三章 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三条 职工享受生育待遇，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生育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时的所在单位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了缴费义务，且为其缴纳生育保险费累计满3个月的；
（二）生育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
第十四条 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下列项目：
（一）生育津贴；
（二）生育医疗费用；
（三）计划生育手术费用。
第十五条 女职工生育津贴根据国家规定的产假期限，按照本人生育时的缴费基数由生育保险基金金额计发。
第十六条 女职工因生育发生的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药费以及分娩并发症的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按照定额进行补偿。生育医疗费用额度在定额标准以内的，按实支付；超过定额部分的，由职工个人负担10%，其余部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生育医疗费补偿定额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订。
第十七条 职工施行计划生育手术中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予以支付。
第十八条 职工生育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服务由定点医疗、保健机构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以下统称为定点医疗服务机构）承担。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参照宁波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职工生育和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用药范围、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参照宁波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已登记失业的女职工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可享受生育补助金和生育医疗费用定额补偿。生育补助金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浙江省职工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支付，并在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其中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生育的，生育补助金以其本人享受的失业救济金标准为基数计发；在未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生育的，生育补助金以其生育时当地失业救济金的标准为基数计发。生育医疗费用补偿按照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执行，在生育保险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条 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在生育（包括流产、引产，下同）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后，可由职工或所在单位持职工本人身份证、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生育或计划生育手术医学证明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生育保险待遇手续。其中因生育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的，除需提供前述证明外，还应当提供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内生育证明。
失业女职工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手续的，除提供前款规定的证明材料外，还须提供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发的《宁波市失业职工登记证》。
职工所在单位或职工本人委托她人代为办理领取生育保险待遇手续的，应当提供申领人出具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由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款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生育保险基金；情节严惩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或职工以非法手段虚报、冒领生育保险金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追回虚报、冒领的生育保险金；情节严重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其他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造成单位或个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对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加收或减免用人单位应缴生育保险费的；
（二）无故延期拨付或擅自加发、减发、停发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保险待遇的；
（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生育保险基金流失的；
（四）截留、侵占、挪用、贪污生育保险基金的。
第二十四条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给生育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职工造成损害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其提出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批评，直至取消其定点医疗服务资格。因医疗事故或违反有关规定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得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凡按本办法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由于用人单位原因没有参加的，职工发生的生育费用由用人单位参照本办法规定支付。
第二十六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生育保险业务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同级财政全额拨付。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1989年10月23日人民政府批转的《宁波市市区全民和县以上集体企业女职工生养基金统筹暂行办法》（甬政[1989]58号）同时废止。
题目：“无罪推定”与我国刑事诉讼
作者： 黄景富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我国是一个发展经历不同于别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待西方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接收，而是批判地吸收了它的一些基本精神。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收容审查等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措施，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涉案人员有罪推定的历史，它在我国刑事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却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由其衍生的两大诉讼规则，体现了我国现代法治的进步。
关键词：无罪推定 疑罪从无 刑事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 谁主张，谁举证
一、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大陆法系，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并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在英美法系，英国普通法的诉讼理论中该原则也有较早的体现，后来为美国宪法及其诉讼实务所采用，英美法系刑事程序的各个环节都体现了这一原则。《世界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采用了该原则,因此,无罪推定可以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
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完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无罪推定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具体制度，如沉默权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同时，鉴于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法制建立的时间较短，人民群众和司法人员的现代法治观念还很不成熟，对无罪推定的认识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目前，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理念和司法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用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对于从根本上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和观念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疑罪从无”规则的确立。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我国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疑罪从挂”的现象，即对于事出有因，又查无实据的疑难案件，先挂起来拖着，对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则实行长期关押不予释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该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
在我国，尽管新的刑事诉讼法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但由无罪推定原则衍生出的以上谈到的两大规则已经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实行时间较短，加之我国的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违背以上两大规则的观念和行为依然非常盛行，其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泛滥和屡禁不止就是一个典型。因此，仅仅确立了法律原则，而没有相关配套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原则的落实可能只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期盼的由该原则来彻底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严重侵反人权和有效打击犯罪将只会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
三、“无罪推定”给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其基本含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提供证据并且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或者人员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协助控诉一方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对于控方的指控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对于侦查、起诉、审判官员的提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或者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若不能证明其有罪或者证明达不到法定的要求，则应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即“疑罪从无”。最终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专属于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即法院。法院必须经过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才能做出有罪判决，在这种程序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应当拥有对抗国家追诉权所必备的程序保障。如被告知罪状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与控方证人对质的权利、传唤有利于自己的证人的权利等等。
（二）在法律上无罪的人被定罪之前如何对待他。任何人在法院最后定罪之前在法律上是无罪的人。因此，政府如果怀疑某个人犯罪或者决定采取拘留、逮捕等措施时，必须有合理的根据，不得随意决定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既使是因为现行犯罪而被拘捕的，在依法审判确认有罪之前，也不能把他当作罪犯对待，特别是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一切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损害财产权益的强制措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是要更新司法观念。但由于我国对该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受其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多数司法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被告人，即所谓“进门三分罪”。司法人员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在严厉打击犯罪的思想指导下，对一些证据不足，本应当做出不起诉或无罪判决的案件迟迟下不了决心，惟恐放纵了犯罪，使得为法律所正式确认的疑罪从无规则的贯彻远远不能到位。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亟需转变陈腐落后的思想，加强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学习和认识，将疑罪从无规则从法律规定层面提高到法律意识层面上来，不断更新司法观念，增强现代法治意识，树立人权保障理念，真正体现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应切实贯彻并不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
严格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以确保我国刑事诉讼法业已确立的两大衍生规则真正落到实处。
（一）切实贯彻证据不足作无罪处理的疑罪从无规则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派生的规则，如果说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把被告人当作无罪的人来看待，是无罪推定在程序上的体现的话，那么在面对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时，控诉机关基于这一规则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则是其在实体上的运用。疑罪从无规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在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顺应了这一趋势，正式肯定了该规则。使得长期以来困扰司法机关的疑案处理有了明文法律标准和依据，从而避免再出现疑案从轻、从宽、从挂甚至存疑判决的尴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在面对疑案时，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这是涉及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个案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尽管我们的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对于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必然会放纵了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罪都按照有罪处理，则会冤枉许多无辜的人。权衡利弊，我们只能采取“宁纵勿枉”的原则，既使放纵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现代司法观念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控诉机关负责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这是无罪推定原则下的一项重要诉讼准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将“谁主张有罪，谁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如实回答的义务却间接违背了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相承担了自证有罪的义务，这显然是有罪推定的产物，也是刑讯逼供这一顽症始终得以存在的制度性支撑。同时，面对控诉机关的讯问和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可为自己作辩护的基本权利。他既可以作罪轻的辩护，也可以作无罪的辩护，既可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行使辩护是一项权利，而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既可以积极辩解也可以保持沉默，而现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的规定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其辩护权。
但在实践中，我们也不宜机械地理解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同时应告知其有放弃沉默而坦白被从宽处罚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保障，并积极鼓励其运用这一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以其真实意愿表示放弃沉默权向司法机关如实陈述其罪行，这种陈述可以被采纳为诉讼证据；相反，如果不是其自愿，而是被以诱导、欺骗、强迫等手段迫使其放弃沉默权而获取的口供，则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对有关的司法、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这就使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可以落到实处，有效遏止刑讯逼供的发生。为了保障供述自愿性，有必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决定是否需要在自己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聘请律师介入，并以有效的措施保证他的这项权利能真正的实施。一旦赋予律师讯问时在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告知有关权利，是否自愿放弃沉默权利而坦白陈述或者不放弃这项权利而保持沉默，侦查人员是否使用了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获取供述，这些问题就能够得以公开化，律师在场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证实。同时，律师在场可以极大地减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压力，以避免违心供认产生的不实口供。在此种情形下所取得口供，不但可以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且可以防止其在庭审阶段的口供翻复，也增强了其作为诉讼证据的效力，提高了其证明力。
（三）尽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拥有证据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定罪与量刑的根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尽管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尽相同，但都规定了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例如：美国的证据法中“毒树之果”理论就要求不但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证据不能使用，就是根据该证据所获得的线索而进一步取得的证据也作为“毒树之果”而被排除，体现出美国对执法人员取证权的严格限制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是，在犯罪浪潮的冲击下，完全排除“毒树之果”，在实践中很难做到。结合我国的法治水平，在我国目前侦查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展到对“毒果”的一律排除，可能会影响对案件真相的揭示，影响办案的效率，所以我国有必要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自治的主体地位。虽然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受益者主要是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时也要求阻止政府随意决定开始刑事追究、无根据地决定采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仅带动了整个刑事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对于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保护个人不受政治权力干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无罪推定不仅仅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更是一项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原则。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城市出版社 陈光中主编
2、《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何家弘主编
3、《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作者： 章礼明
4、《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 政法论坛 作者：李学宽/汪海燕/张小玲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