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四十七号
《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已经2012年8月17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8月20日
安徽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2012年8月17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维护空中电波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省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五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在设区的市设立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和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管理部门，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电磁辐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安全、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国土资源、工商行政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无线电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公众移动通信基站的共建共享，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业务，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基站的利用率，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
第二章 无线电频率管理
第七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无线电频率管理的规定和本省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编制无线电频率使用专项规划。
第八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和省无线电频率使用专项规划；
（二）具有明确的用途和可行的技术方案；
（三）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无线电管理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根据国家和省规定的审批权限，在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指配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作出不予指配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无线电管理机构指配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十年。
第十条 无线电频率申请人应当在获得频率使用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办理无线电台（站）审批手续；逾期未办理的，由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回频率使用权；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时间的，申请人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已经指配的无线电频率，连续两年未使用的，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收回无线电频率使用权。
第十一条 使用者变更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提前三十日向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无线电频率使用期满仍需继续使用的，使用者应当在使用期届满前三十日，向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续用手续。
使用者终止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无线电频率使用权，不得扩大频率使用范围或者改变使用用途。
禁止出租或者变相出租无线电频率使用权。
第十三条 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取的频率占用费，应当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四条 因国家修改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或者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调整或者提前收回已指配的无线电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提前六个月发布公告，告知无线电频率使用者有关事项；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因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发生重大应急救援和抢险救灾，需要征用已指配的无线电频率的，由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征用。被征用的无线电频率使用完毕，应当及时返还，并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章 无线电台（站）设置和使用
第十五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无线电事业发展规划、无线电频率使用专项规划，编制无线电台（站）址专项规划。
无线电台（站）址专项规划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
第十六条 已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权，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二）具有熟悉无线电管理规定、具备相关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的人员；
（三）无线电网络设计科学可行，符合相关要求的电磁环境；
（四）对其他无线电台（站）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设置、使用广播电视台、雷达站等大功率台（站），应当符合国家电磁辐射防护的有关限值规定，并满足电磁兼容要求。
设置固定大型无线电台（站）、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其规划布局应当符合资源共享的要求，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十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无线电管理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根据国家和省规定的审批权限以及无线电台（站）址专项规划，在二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者应当在无线电台（站）建成后三十日内，到原审批机构办理无线电台执照手续。
未经批准，禁止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第十八条 船舶、机车、航空器上的制式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设置、使用业余无线电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业余无线电台（站）管理的规定，办理设台审批手续，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九条 举办国际会议、国际赛事以及其他大型活动，需要临时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主办（承办）单位或者其业务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办理临时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条 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可以临时设置、使用未经批准的无线电台（站），但是应当及时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紧急情况解除后，应当停止使用该无线电台（站）。
第二十一条 无线电台(站)使用者不得擅自变更无线电台执照核定的频率、发射功率、台址等项目。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出租或者出借无线电台执照。
第二十二条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使用者，应当对发射设备和天线进行维护和管理，确保其性能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管理规定，避免对其他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禁止使用无线电台（站）发送、接收与其台（站）用途无关的信号；禁止利用无线电接收设备非法截取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公共安全以及单位和个人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无线电台（站）使用的呼号，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审批权限进行指配。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编制、使用无线电台（站）呼号。
第二十四条 具备基站共建共享条件的公众移动通信建设和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划共建共享铁塔、站址等资源。新建铁塔、站址和其他具备条件的基站设施和传输线路，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共建共享；已有铁塔、站址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建立共享机制。
第四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
第二十五条 生产、销售、进口和维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频段、功率等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
生产、销售和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取得国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不得擅自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性能和主要技术参数。
第二十六条 生产、销售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可能严重影响电磁环境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应当建立登记制度，并接受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前款规定需要建立登记制度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无线电安全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加大无线电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向全社会普及无线电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的无线电安全意识。
第二十八条 设置、使用列入国家规定的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名录的无线电台（站），其设置、使用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进行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报经批准。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无线电台（站）的电磁辐射水平进行监测，对不符合电磁辐射环境保护标准的无线电台（站），应当责令设置、使用者采取整改措施；经整改仍不符合电磁辐射环境保护标准的，经有关人民政府决定，依法拆除或者搬迁无线电台（站）。
第二十九条 对公众健康或者公众的生产、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的电磁辐射污染，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因发生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电磁辐射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及时通报可能受到电磁辐射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条 在居民区、学校等人口密集的区域内，禁止设置、使用超过国家规定的电磁辐射环境标准的无线电台（站）。
在集中使用大型电磁辐射发射设施或者高频设备的周围，按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要求划定的规划限制区内，禁止修建居民住房和学校等建筑物。
第三十一条 工业设备、科研设备、信息技术设备、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机动车（船）点火装置以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规定，不得对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对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其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保护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使用的频率免受有害干扰。对民航、铁路、水上无线电通信台以及遇险救助和抢险救灾专用电台、广播电视发射台、气象观测台、无线电监测等涉及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无线电台（站）予以重点保护。
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使用的频率受到有害干扰时，有权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查找有害干扰源，并协调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排除干扰。
第三十三条 因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省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实施无线电管制。
第三十四条 禁止擅自设置、使用公众移动通信干扰器。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公务员录用、司法等重要考试，保密会议，以及其他重要涉密场所确需设置、使用公众移动通信干扰器的，应当经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后，按照批准的发射频率、功率、时间、地点和屏蔽范围使用，并指定专人管理。
第三十五条 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电磁环境保障应急机制和城市应急指挥无线电通信网络。
政府投资建设的无线电网络和地铁、机场、港口等重要区域建设的无线电指挥调度网，应当与当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网络实现互联互通。
第六章 无线电监测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无线电监测工作，其所属的无线电监测机构具体负责下列无线电监测工作：
（一）监测无线电台（站）的工作情况；
（二）查找无线电干扰源和未经批准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三）测定无线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四）检测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五）进行电磁环境测试，为无线电管理机构编制无线电频率使用专项规划、指配频率和审批无线电台（站）提供技术依据；
（六）无线电管理机构交办的事项。
除前款规定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无线电监测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无线电监测机构对涉及国家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等重要无线电频率，应当实施保护性监测；对非法使用无线电频率和未按国家规定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等行为应当及时调查，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性措施进行制止。
第三十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无线电电磁环境的监测和评估制度，每年向社会公布无线电电磁环境状况。
第三十九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四十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取证；
（二）要求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材料和文件；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制作询问笔录；
（四）对擅自占用无线电频率、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实施技术措施予以制止；
（五）对非法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或者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等证据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第四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公布投诉和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箱。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投诉、举报非法占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电磁环境等扰乱无线电波秩序的行为。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十日内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者。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发送、接收与其台（站）用途无关的信号，或者利用无线电设备非法截取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公共安全以及单位和个人信息，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没收设备、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无线电发射设备维修者擅自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性能和主要技术参数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设置、使用列入国家规定的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名录的无线电台（站），设置、使用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依法进行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置、使用公众移动通信干扰器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发射频率、功率、时间、地点和屏蔽范围使用，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设备，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无线电管理机构、无线电监测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在无线电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指配频率、批准设置和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二）未依法实施无线电监测或者检测的；
（三）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四）未依法向社会公布无线电电磁环境状况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内容摘要：无罪推定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执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程序正义的实施程度及其司法化程度。中国的法制环境是比较复杂的，是由中西法律文化思想交汇的而成的，中国的无罪推定，可以由小见大，观察到在西方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中国在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所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键字：无罪推定、程序正义、法律移植
引 言
关于无罪推定的讨论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类如佘祥林，李明久，杜培武的冤案被媒体暴光之后，就更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在这些讨论中，笔者所大多见到的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不理解和责问，笔者以为恰恰相反，在现代中国会出现这类的冤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也是法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快的找出其症结所在，减少以及解决这一问题。
所谓的无罪推定，就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过司法程序的最终判决之前，都应被视为是无罪之人。 无罪推定存在之意义，在于保护被列为犯罪嫌疑对象之人，保障其合法权益。无论其是否真的有罪，“在被法庭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 这也是在权利本位的法治环境中所必须体现的。
一、无罪推定的必要理念
“刑事诉讼程序的演变要比刑法本身的演变更为的复杂，因为，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更为紧密的触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制度上的改变，尤其是文明发生重大的变动，对于刑事裁判发生的影响，要比对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以及如何惩处这些行为的影响，更加的迅速和深刻” 亚洲很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的国家的法制体系是继承了西欧大陆，特别是德国以及法国的衣钵，，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了，我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革之后，逐渐的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法律体系。不难看到，这种现代的社会法律体系正在发挥的巨大的作用，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的国家，那是一段以义务本位法为主要依据的时间，那么久的时间，必然给民族打上深深的烙印，这从无罪推定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从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笔者将关于此在后做阐述；
作为无罪推定的基本概念，至少要具备几点；“证明责任由控告一方来承担，被害人并没有证明其自己有罪的义务，不能强求被告自证其罪……对被告人有罪的根据有合理的怀疑时，应作对被告有利之解释，不能证明其有罪的，作无罪处理。” “那些不能得到认证的事实，其义务不能转嫁到被告人的身上……在存在怀疑的情况下，应做利于被告之裁决。” 无罪推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作为控告的检方胜诉的难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加剧了搜证成本以及相关的财政成本的加大就放弃了对于程序正义的坚持。在中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实惠主义观念，如果认为是哪个样子，就会认为是那样，就不会去探究他真实的意义，一旦大家都那样的认为，如果不是经过千心万苦的证明，恐怕即使是假的也会成为真的了。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民族是这个样子，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的一本晚期著作，其中分析了有关生命有机体具有“重复早期经验”的先见取向。 基于对于“重复早期经验”的先见取向，人们往往会比较倾向于用以前的法律知识及经验对事件进行处理，这便也是法律之程序正义为何在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无法实施之重要原因，无罪推定也因此并无法实施。
比如对于沉默权的争论，其本身是推行无罪推定的重要环节，具有相同的性质，到如今，很多的学者依然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是不应当具有沉没权的，这些相关的理论支持，不能说不无道理，但是，基本都是从国家的利益角度去考虑的，这也是国家义务意识，在中国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产物。作为国家之公民，应当对国家赋有一定的义务，但是笔者以为，这种义务仅仅局限于纳税与服兵役，公民是有为国家服务之义务，但是没有向任何一个国家机构服务之义务，在权利本位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法制社会，这种擅加之义务应当被排除。在接受控方询问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保持沉默，更何况，口供不能单独的作为证据而存在，当没有足够的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惟一的口供是不能够作为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很多的地方，口供往往是定罪量刑的惟一证据，这是作为法制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所不应当出现的。通常，“为了保证沉默权，规定侦查机关和裁判长有义务在审讯疑犯或者审判程序的开头，都应当告知其有沉默权。” 在中国，犯罪嫌疑人是没有这项权利的，相应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还不如国外的诉辩交易原则，中国的软性条款太多太多，应当建立沉默权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犯了罪，就应当受到处罚。在制度实行的初期，应当实行一定的监察机制，保障“沉默”权利的实行。但是在本质上，要最终的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愿意或者说会自觉的按照法律的意思去做。
当然，并不是对于这种权利不做制约，“当嫌疑犯在案发的时间或者相近的时间出现而被逮捕的……嫌疑犯对当时在场的原因未能够做证明或者解释的，法庭以及陪审员可以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只要具备一定的保障措施，沉默权完全可以逐渐的在国内推广下去。
二、中国法制环境的影响
笔者在前文中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西方大陆法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那么象无罪推定之类的西方法律思想，在移植中国之后，会显现出什么一样的形态，其实在移植之初，都是未知数，因此这种法律移植都是在一定层面的移植，在实践中尚需要一定的磨练与融合。
所谓的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借鉴，吸收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制度，确立起与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制度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法律制度，甚至是将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直接用于本国或者本地区的行为。
法律的移植是国家在逐渐进行法制进化过程中，对于他国法律借鉴的结果，
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的智识，尽管不排除因为法律移植很可能导致一种很好的法律效果的出现，但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律是绝对不可能脱离地方性而言的，其必须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举一个西南某少数民族的案例；“某人在村寨中长期从事行窃活动，按照法律规定，其罪因为涉案数额较小，其不过会被判入狱几年而已。但是在如此穷困的山村中，对于本来就不是很富裕的村民来说，小偷的一次洗劫，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导致的往往不仅是受害者的破产而已，而是使其频于饥饿之边缘。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小偷被抓到后，村民对于法律制度如此的轻判当然会及不满意。然后这件案子的最终结果是村民并没有将此小偷送交公安机关处理，而是对其处以极刑，将其活活烧死了。当公安机关闻讯赶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具残缺不全的枯骨。”
在发生类似的事件之后，对于那样一个几乎充斥着文盲的地方性人群，对他们强加于一种法律制度或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要强行的使其接受一种法律的文化或者说法律意识是办不到的，虽然起到法律实际作用的是法律的制度而不是其文化，然而脱离了法律文化的法律制度是不会拥有强劲的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是不可能脱离法律文化而存在。
法律文化的普及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这种基础包括人的经济条件、思想道德水平及民族心理等等之因素。从法律移植的条件来看，法律的移植的成因主要是来自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文化传播，这种发展被称为“传播性发展”。 法律的移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更是需要考虑到社会本土法律资源的各种因素，考虑其适应程度及其社会效应和反应，在此之后，对起再进行适应性的修改。法律，虽然其规避的对象是社会上的每一位公民，但是其所要真正惩戒之对象，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占绝对少数的。但是当一种违法行为广泛到广大的民众之中的情况中，那么毋庸置疑，必定是法律存在的不正义或者至少是有失正义，因为民众是检验法律正义性的最后裁判者。在中国的现代法制史上类似的事情发生的很多，并且由此而将产生的法律的解禁，比如“投机倒把罪”的消除，数不胜数。先进的社会型态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必定会带来一种较为先进的社会行为的规避方法或者说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在法学家眼中，甚至在很大部分人的眼中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这种科学性合理性的产生，不仅仅止于法律制度的本身，还在于建构起这种法律制度的文明，此中所包括的因素诸如执行者之法律素质及能力，社会民众对于法律的确信及支持程度并及强有力的物质社会保障基础等，“法律制度的引入，必须考虑，引入国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民族地及其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容纳力。” 如果脱离这些法律本土资源的存在而进行法律的移植，那么移植之法律便会仿佛无根之树，不久即将枯萎。更严重的是这种法律还会给本土之人民带来无尽之困扰。
因此不难看到，无罪推定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自觉的实施，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种制度，而是根本上的改变人们对于司法程序的看法。“经济是时时进化，而法律至某一个时期才变化……常常因为经济的变迁，不得不使法律之真精神符合这一个局面。” 法律本身必须与社会相适应，那么既然现代的中国是向法治社会发展，是向权利本位的现代法律文明的社会发展的，那么就应当致力于将一些与这些目的不符的问题解决掉。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被执行后所产生的结果，众多的法学家都会有过精辟的阐述，笔者仅仅想要说的是，公民虽然有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义务，但是其绝对没有被怀疑的义务，任何公民在其未被判决之前都是与其他公民地位平等的公民。其神圣权利不可侵犯！对于案件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个“限时破案”或者“群众压力”大就忽视当保护之权利。导致程序上的遗漏或者偏差，由此而将导致整个正义天平的倾覆，任何冤案的造成都将使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消失的无影无踪。
笔者今日之言，以一管而窥全豹，以“无罪推定”而见“程序正义”。中国法制之现状，不是单纯的立法或者执法的问题了，而是很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和广大民众对于法律及正义的理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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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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