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国务院
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技术资金密集，是各行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确保装备制造业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特编制本规划，作为装备制造业综合性应对措施的行动方案。规划期为2009－2011年。
一、装备制造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齐全、规模较大、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产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8号）实施以来，装备制造业发展明显加快，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部分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跃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自主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困难等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市场装备需求急剧萎缩，我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势头明显趋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先进装备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参与产业再分工的机遇，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技术创新，促进装备制造业持续稳定发展，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大规模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工作；通过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基础配套件和基础工艺水平；通过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努力推进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基本原则。
坚持装备自主化与重点建设工程相结合。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充分利用实施重点建设工程和调整振兴重点产业形成的市场需求，加快推进装备自主化，保障工程需要，带动产业发展。
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支持企业自主开发新产品，鼓励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导企业逐步由依赖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力推进技术产业化。
坚持发展整机与提高基础配套水平相结合。努力实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带动基础配套产品发展。提高基础件技术水平，开发特种原材料，扭转基础配套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坚持发展企业集团与扶持专业化企业相结合。支持装备制造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鼓励主机生产企业由单机制造为主向系统集成为主转变，引导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向“专、精、特”方向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
（三）规划目标。
1．产业实现平稳增长。保持装备制造业生产经营稳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逐步上升，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2．市场份额逐步扩大。提高国产装备质量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国产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稳定在70%左右，巩固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市场。
3．重大装备研制取得突破。全面提高重大装备技术水平，满足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需要，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新能源发电设备、高速动车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一批重大装备实现自主化。
4．基础配套水平提高。基础件制造水平得到提高，通用零部件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关键自动化测控部件填补国内空白，特种原材料实现重点突破。
5．组织结构优化升级。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工贸一体化大型企业集团，形成一批参与国际分工的“专、精、特”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
6．增长方式明显转变。生产组织方式和重要生产工艺得到改进，现代制造服务业得到发展，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大型企业集团的现代制造服务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20%以上。
三、产业调整和振兴的主要任务
（一）依托十大领域重点工程，振兴装备制造业。
1．高效清洁发电。以辽宁红沿河、福建宁德和福清、广东阳江、浙江方家山和三门、山东海阳以及后续核电站建设工程为依托，推进二代改进型、AP1000核电设备自主化，重点实现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控制棒驱动机构、核级泵阀、应急柴油机等主要设备的国内制造。以东北、西北、华北北部和沿海地区大型风电场工程为依托，推进风电设备自主化，重点实现变频控制系统、风电轴承、碳纤维叶片等产品的国内制造。进一步提高70万千瓦以上水电设备、大型抽水蓄能机组、百万千瓦级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设备、大型燃气机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等技术装备的性能质量。开发太阳能发电设备。发展大型火电、核电站辅机。
2．特高压输变电。以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示范工程为依托，以交流变压器、直流换流变压器、电抗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全封闭组合电器等为重点，推进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直流输变电设备自主化。
3．煤矿与金属矿采掘。以平朔东、胜利东二号、白音华、朝阳等十个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煤矿，酸刺沟等十个深井煤矿，以及大型金属矿建设为依托，大力发展新型采掘、提升、洗选设备，重点实现电牵引采煤机、液压支架、大型矿用电动轮自卸车、大型露天矿用挖掘机等设备的国内制造。
4．天然气管道输送和液化储运。以西气东输二线、陕京三线等天然气管道输送工程为依托，发展长距离输送管道燃压机组、大型管线球阀和控制系统等装备；以浙江、江苏、珠海、青岛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为依托，发展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接收站等设备。
5．高速铁路。以在建的京沪、京广、京沈、沪昆等约1万公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以及西部干线铁路、煤运通道建设项目为依托，组织实施铁路交通设备自主化，实现高速动车组、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内燃机车、重载货车、大型养护机械等装备的国内制造。
6．城市轨道交通。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7个城市近70条线路工程项目为依托，重点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制动系统、主辅逆变器等机电设备自主化。
7．农业和农村。以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工程为依托，大力发展大功率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节能环保中型拖拉机等耕作机械，通用型谷物联合收割机、新型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高效玉米联合收割机、自走式采棉机等收获机械，免耕播种机，节水型喷灌设备等。适应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需要，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成套设备、灌溉和排涝设备、沼气除料设备、农村安全饮水净化设备等。
8．基础设施。适应交通、能源、水利、房地产等行业发展需要，以大型隧道全断面掘进机、大型履带吊和全路面起重机、架桥机、沥青混凝土搅拌和再生成套设备等为重点，发展大型、新型施工机械；以空管设备和空管自动化系统、行李和货物高速分拣系统、安检设备与智能化监测系统、航显综合系统及设备、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及设备等为重点，发展机场专用装备；以大型斗轮堆取料机、翻车机、装卸船机等为重点，发展港口机械。
9．生态环境和民生。适应环境保护和社会民生需要，大力发展污水污泥处理设备、脱硝脱硫设备、余热余气循环再利用设备、环境在线监测仪器仪表，食品、药品、煤矿瓦斯等安全检测设备，重大事故应急救援设备，数字化医疗设备等。
10．科技重大专项。加快实施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高速精密复合数控金切机床、重型数控金切机床、数控特种加工机床、大型数控成形冲压设备、重型锻压设备、清洁高效铸造设备、新型焊接设备与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型清洁热处理与表面处理设备等八类主机产品，基本掌握高档数控装置、电机及驱动装置、数控机床功能部件、关键部件等的核心技术。
（二）抓住九大产业重点项目，实施装备自主化。
1．钢铁产业。以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确定的工程为依托，以冷热连轧宽带钢成套设备、大型板坯连铸机、彩色涂层钢板生产设备、大型制氧机、大型高炉风机、余热回收装置等为重点，推进大型冶金成套设备自主化。
2．汽车产业。结合实施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重点提高汽车冲压、装焊、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装备水平，实现发动机、变速器、新能源汽车动力模块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所需装备的自主化。
3．石化产业。以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确定的工程为依托，以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大型乙烯、对苯二甲酸（PTA）、大化肥、大型煤化工和天然气输送液化储运等成套设备，大型离心压缩机组、大型容积式压缩机组、关键泵阀、反应热交换器、挤压造粒机、大型空分设备、低温泵等为重点，推进石化装备自主化。
4．船舶工业。结合实施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重点提高焊接、涂装工艺装备水平，实现船用柴油机、曲轴、推进器、舱室设备、甲板机械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所需装备的自主化。
5．轻工业。结合实施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食品机械、制浆造纸机械、塑料成型机械、制革制鞋机械、光机电一体化缝制机械、包装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检测设备等为重点，推进轻工机械自主化。
6．纺织工业。结合实施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粗细联、细络联、高速织造设备，非织造成套设备、专用织造成套设备，高效、连续、短流程染整设备等为重点，推进纺织机械自主化。
7．有色金属产业。结合实施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高精度轧机、大断面及复杂截面挤压机等为重点，推进有色冶金设备自主化。
8．电子信息产业。结合实施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集成电路关键设备、平板显示器件生产设备、新型元器件生产设备、表面贴装及无铅工艺整机装联设备、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及工模具等为重点，推进电子信息装备自主化。
9．国防军工。结合国防军工发展需要，以航空、航天、舰船、兵器、核工业等需要的关键技术装备，以及试验、检测设备为重点，推进国防军工装备自主化。发挥军工技术优势，促进军民结合。
（三）提升四大配套产品制造水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1．大型铸锻件。重点发展大型核电设备铸锻件，百万千瓦级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铸锻件，70万千瓦以上等级大型混流式水轮机组铸锻件，石化、煤化工重型容器锻件，冷热连轧机铸锻件，大型船用曲轴、螺旋桨轴锻件，大型轴承圈锻件等。
2．基础部件。重点发展大功率电力电子元件、功能模块，大型、精密轴承，高精度齿轮传动装置，高强度紧固件，高压柱塞泵/电动机、液压阀、液压电子控制器、液力变速箱，气动元件，轴承密封系统、橡塑密封件等。加快发展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仪器仪表、中高档传感器等。
3．加工辅具。重点发展大型精密型腔模具、精密冲压模具、高档模具标准件，高效、高性能、精密复杂刀具，高精度、智能化、数字化量仪，高档精密磨料磨具等。
4．特种原材料。重点发展耐高温、耐高压、耐腐蚀电站用钢（钢管），大型变压器用高磁感取向硅钢，高压、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用绝缘材料，高速列车转向架、轮对用特种钢，飞机用高档铝型材，轴承、齿轮、模具、量具、刃具、高强度紧固件用特种钢，机床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专用钢材，高耐磨钢，高强度、耐高温、低磨损、长寿命复合密封材料等。
（四）推进七项重点工作，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1．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重点支持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重组，逐步形成具有工程总承包、系统集成、国际贸易和融资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加大对重点基础配套企业的投入力度，引导民营资本和外资投向基础零部件、加工辅具等领域，发展一批高起点、大规模、专业化企业，健全产业配套体系。
2．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集中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加快建设一批带动性强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提升企业产品开发、制造、试验、检测能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鼓励科研院所走进企业，支持企业培养壮大研发队伍。
3．提高专业化生产水平。改进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合理配置资源，整合区域内铸造、锻造、热处理、表面处理四大基础工艺能力，建设专业化生产中心。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推广先进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方式，提高材料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4．加快完善产品标准体系。加快制（修）订装备产品技术标准，提高标准水平，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淘汰落后产品。跟踪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注重与国际标准接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促进自主创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5．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充分吸收借鉴境外先进管理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为海外专业技术人才回国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境外企业和研发机构。稳定和扩大装备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和成套水平。
6．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在工程承包、系统集成、设备租赁、提供解决方案、再制造等方面开展增值服务，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延伸扩展研发、设计、信息化服务等业务，为其他企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7．加强企业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引导装备制造企业加快改革步伐，优化产权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全面提高科学决策和生产、经营水平，增强参与国际竞争和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改进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加强产品质量管理，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引进和培养创新型研发设计人才、开拓型经营管理人才、高级技能人才等专业人才，强化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四、政策措施
（一）发挥增值税转型政策的作用。
充分发挥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装备更新，调整产品结构，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二）加强投资项目的设备采购管理。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支持自主创新的技术装备。项目申报文件中须附有设备采购清单，项目咨询评估阶段需对设备采购方案进行评估，项目实施阶段要加强对设备招投标的监督和指导，确保自主创新设备采购方案的落实。
（三）鼓励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
建立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的风险补偿机制。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业务。
（四）加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
制定《装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及产品目录》，支持使用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支持目录内装备的自主化、节能节材减排改造、企业兼并重组后内部资源整合、区域性四大基础工艺中心建设、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等。
（五）支持装备产品出口。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适当提高部分高技术、高附加值装备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出口信贷资金投放，支持国内企业承揽国外重大工程，带动成套设备和施工机械出口。
（六）调整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确有必要进口的关键部件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在对铸件、锻件、模具、数控机床产品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的政策到期后，研究制定新的税收扶持政策，调整政策适用范围，引导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七）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制定鼓励境内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重组的政策措施，妥善解决富余人员安置、债务核定与处置、财税利益分配等问题；对重组企业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长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以及申请贷款等予以支持；对境内企业并购境外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可给予相关项目贷款贴息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开展境内外并购贷款业务。
（八）落实节能产品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
用好节能产品补贴资金，对购买高效节能装备产品的终端用户给予补贴，2009年先行开展对高效电机推广应用的补贴。抓紧落实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及早兑现到户。
（九）建立产业信息披露制度。
适时向社会发布产业政策导向、项目核准、企业重组、产能利用、进出口、生产销售库存等信息，为企业投资决策、银行贷款、土地预审等提供信息指导。
（十）支持产品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建设。
加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提高质量检测水平。建设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装备产品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完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体系。
五、规划实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规划》分工，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规划》顺利实施。要适时开展《规划》的后评价工作，及时提出评价意见。
各地区要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结合当地实际抓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确保取得实效。具体工作方案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报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
内容提要: 在我国，在离婚诉讼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即对有争议的初次离婚诉请，人民法院一般判决不予离婚，判决生效６个月后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判决准予其离婚。此即所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产生有着现实的需求，系法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３２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创造性运用，应承认其合法性。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理性在于，离婚诉讼当事人借助该规则所制造的冷静期能够克服感情破裂的举证障碍，而法官则借助其降低判断当事人之间感情破裂的难度。
在我国离婚案件审判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当事人提出离婚，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超过法定期限（一般为６个月）后，当事人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一般准予其离婚。此即所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1]这一审判规则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学术界也缺少深入的探讨。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从社会实证角度对此规则进行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实务做法之总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制
学术界早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离婚法的司法实践通常涉及法官进行现场调查并进行主动调解，以达到调解和好的目的。[2]易言之，法官应当尽力对夫妻双方进行调解，多数离婚案件应当在调解阶段终结。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起诉至人民法院的离婚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以判决准予离婚的形式结束。其中，二次提起离婚诉讼才能实现离婚目的情形的不在少数。
有关司法统计数据表明，对于一审所审理的离婚纠纷，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结案的离婚纠纷数量在离婚纠纷数量中的占比（判决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而在以判决形式结案的离婚纠纷中，判决准予离婚与判决不予离婚的案件数量之差随着时间的变迁日益扩大：自１９９１年以来，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案件的数量开始超过调解和好的案件数量；在离婚纠纷诉讼中，判决准予离婚这一裁判形式越来越受到法官的青睐，而调解和好这一结案方式则日渐式微。[3]这表明，在离婚纠纷诉讼中，法官对于判决与调解的运用策略已经发生了学界尚未察觉到的深刻变化。
来自司法实务部门的调研结果进一步证实法官对于判决与调解运用的策略变化。严克新法官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审结的３０７件离婚案件统计分析后发现，对于初次起诉离婚而人民法院未判令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当事人再次起诉的案件所占比例较高，为２２．１４％，且第二次起诉后人民法院判令解除其婚姻关系案件所占的比例亦极高，为８０．８８％。此种现象并非偶然，在各地基层人民法院普遍存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形成了离婚案件“二次诉讼”的现象和做法。[4]由于离婚诉讼中对“感情确已破裂”的举证困难，法官往往会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规定来应对离婚诉讼中事实认定困难的尴尬。[5]人民法院的通常做法是，对于存在争议的离婚请求，主审法官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动员当事人撤诉，告知双方６个月后可以再行起诉，离婚诉讼当事人６个月后未和好再诉至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判决准予离婚。这种做法，“在不断地反复操作中成为基层人民法院离婚案件承办法官的一种默认规则。这个惯例，不但办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们了然于胸、遵行不背，很多当事人也似乎通过各种途径（如已经判决离婚的人、委托代理人甚至是法官本人）明白了其中奥妙”。[6]甚至有法官声称：“判维持夫妻关系，并不会形成错案。既然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就可以给当事人一次机会，若婚姻关系果真无法维系，当事人自然会再次起诉，到时再判离婚比较妥当。”[7]
综上所述，以往形成的“调解和好”式离婚纠纷诉讼开始发生变化，法官采用判决形式准予离婚的做法呈现出兴盛之势。而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人民法院形成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二、法律的创造性适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法性阐释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出现后即面临合法性的拷问。其合法性问题可以细化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官是否具有创设此种规则的权力？其二，此种规则之创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诚然，学界对法官是否有权造法仍有争议。但不容否定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造法的现象早已存在。因此，讨论法官是否享有造法权力，还不如分析其造法的限度。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官造法所要争论的不应是是否允许的问题，而应是如何对其限制（或允许）的问题。法官造法的本质就是为当前案件创制一条裁判规范，就其限度而言，法官仍应在法律的限度内来创制法律。”[8]有鉴于此，对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合法性的阐释可以从规则创制的必要性、新创制规则与既有法律规则体系的协调性等方面来进行论证。
所谓规则创制的必要性，是指既有法律规则已经无法对法官所处理的案件提供必要的司法审判知识。一般而言，一项新的社会规则之所以出现，其原因不外乎两种：要么是既有规则无法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要么是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属于新产生的社会现象。就婚姻关系来说，结婚与离婚皆为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然也就不具有新现象的特征，因此新的社会规则的出现只能从既有的司法审判知识体系可能存在的不足来寻找原因。从司法实践来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产生的诱因在于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对离婚纠纷诉讼所供给的司法审判知识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进而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出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采取离婚“限制主义”态度及关于离婚标准的规定模糊不清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立法持离婚“限制主义”态度。在“离婚限制主义”的影响下，《婚姻法》虽然承认缔结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请求权，但对离婚条件在标准上施加严格的限制。只有严格符合法律所确立的离婚标准，法官才允许当事人离婚。基于“离婚限制主义”立场，《婚姻法》第３２条第２、３款对必须准予离婚的情形采取例示的立法方式，在概括性标准“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之后明确列举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４种情形：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而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２年。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上述明确列举的４种情形应当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离婚情形。然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３０余年的离婚实践表明，《婚姻法》所明文规定的４种离婚理由（标准）与社会实践有明显落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全国１１区（县）共６ ２７９对离婚夫妻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导致中国城乡居民离婚的三大因素为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其中，前述三大因素所占比例高达７２％，而《婚姻法》第３２条规定的生活作风不良问题（“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所占比例尚未达到８％。[9]有学者对北京市、厦门市和哈尔滨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进行调研后发现，诉请离婚的主要理由与前述调查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性格不合仍然是离婚的主要原因。[10]而马忆南等学者对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１３个基层人民法院的调研发现，２００２年审理的２ ８８４起离婚案件中，原告以“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请求离婚的共计１ ６０９起，占全部离婚案件的５５．８％；以“重婚或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遗弃家庭成员”为由诉请离婚的有５０１起，最终为人民法院所确认的仅有１１２起，仅占全部案件的３．８８％；此外，以“双方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请求离婚的为７３２起，也只占１／４。[11]概言之，性格不合、经常争吵、感情不和仍旧是导致夫妻双方诉请离婚的主要理由。来自人民法院系统的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上述学者的调研结论。[12]
综上可知，经过３０多年的经济与社会变迁，我国社会中的婚姻关系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具有高稳定的特征。在离婚诉讼中，这种高稳定性表现为离婚主要原因仍为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新闻媒体大肆渲染的离婚因素，如家庭暴力、婚外情等，并不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导性因素。然而，对照《婚姻法》第３２条的规定可以发现，由于坚持“离婚限制主义”立场，婚姻当事人因性格不合而导致感情破裂从而应当终结婚姻关系的这一事由并未被列为法定的离婚理由。这种对社会现实的忽视，导致了《离婚法》调整社会关系的预期落空。大量因性格不合导致感情破裂的离婚案件进入人民法院，而《婚姻法》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将判断感情是否破裂的“包袱”扔给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婚姻法》的立法表述与离婚现实的偏离给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带来极大困扰，他们一方面必须在限定的期限内对受理的离婚案件进行裁判，另一方面却在成文法体系中找不到具体的裁判标准，而且事实认定困难。正如俗语所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国法官务实地创设了成文法规则所未明确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合理的不一定是合法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还面临着是否与我国既有法律规则体系冲突的问题。按照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法官创制规则仍应坚持在立法者划定的法律框架内，按照立法者规定的法律原则来明确或补充法律规范中的含混和不足之处。这为法官创设的新规则具备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既有民事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此规则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缺乏规范根据。事实上，如果将研究的视野放宽至民事诉讼法，我们就可以有一番新发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的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６个月内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细推敲这一规定可以得到如下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在有新情况或者新理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再次起诉的请求；其二，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６个月之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受理。基于《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所蕴含的第二项信息，离婚诉讼当事人第二次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既有法律规范的要求，并无任何违法之嫌。而且法官根据现实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进行创造性运用，即通过６个月期限来辅助判断当事人之间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同样亦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由此，在法官的刻意安排下，《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与《婚姻法》第３２条被重新组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产生一项新的审判规则——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概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之产生在离婚诉讼中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同时，该规则本身与既有法律规范体系完全相容，并非法官的凭空创造因而并无违法之处。因此，基于回应现实需求之目的，对于结合既有法律规范所创设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我们应当承认其合法性。
三、实践逻辑的必然：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理性分析
对于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学术界亦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认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是法官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产物。贺欣教授就认为：“判决不予离婚已经成为法官最大化个人利益和保护自己的策略……对首次离婚请求判决不准予离婚和对再次离婚请求判决准予离婚同样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增加结案数和降低对法官的不利风险。”[13]
诚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法官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判决，其自身兼有“法律世界中的法官”、“权力结构中的法官”、“社会结构中的法官”这三重身份。
如前所述，“法律世界中的法官”必须依法行事，即使行使所必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乃至创设规则，也都必须在法律所要求的限度内。作为“权力结构中的法官”，他必然会受到科层制司法管理的影响。在过于倚重数字化管理技术的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法官，要最大化自身利益，就必须在审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结案数，并同时注意降低当事人对法官的投诉率和对一审判决的上诉率。在上诉率、投诉率等考核指标的影响下，法官对首次提起诉讼请求离婚的案件，如果判决不予离婚，可以达到快速审结案件、增加审结案件数量的目的。在业绩考核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规避风险，创设并适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就成为一个理想选择。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法官所创设的这项“潜规则”为何不仅大受法官的欢迎，而且亦为相关律师和当事人所接受，成为一项在法官、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具有明确共识的规则？事实上，对提起离婚诉讼的原告而言，要成功走出婚姻的“围城”，需要经历两次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期间所耗费成本（诉讼时间、精力以及相关费用）比一次诉讼即告成功要高出许多。如果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只对法官有利，而对原告并无实益，那就必然面临来自当事人的激烈反抗。从实际的审判效果来看，这种情形却并未出现。是什么因素让当事人如此“顺从”地接受了这一看似不公平的规则？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信息这一角度进行解释。在婚后的深入接触中，由于得到更多关于彼此的信息，夫妻双方的感情也因此发生变化。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所言，早期婚姻的破裂，经常的原因是“配偶难以相处和价值观念相悖”，更主要是因为婚前对其选择对象的信息掌握不完全与婚后对其配偶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所产生的落差。[14]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要成功离婚，原告需要向人民法院详细举出足以说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然而，要将一项隐秘的事务显性化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更何况家务事！
在离婚案件中，法官要求当事人收集用于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主要包括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单位出具的书证、相关物证及证人证言等，如当事人双方曾经有过离婚的意思表示，一方书写的字据（悔过书）。其中，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书证是一种主要证据，但应当以邻居之间的证人证言作为佐证。如果离婚纠纷当事人曾通过居民委员会进行过调解，居民委员会为此出具的证明当然可以作为第一手材料。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隐私意识的增强，夫妻双方之间产生的矛盾已经很少要求居民委员会介入并提供帮助。同时，一般的邻居等知情人往往碍于情面不愿作证或者是因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导致证据证明力较弱，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举证上的障碍导致大量的离婚案件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当事人与法官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对离婚诉讼当事人而言，其对自己与配偶的感情确已破裂处于极为自信的境界，对终结婚姻抱有极高的期待。然而，在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事人无法将相关信息及时、有效、全面地传递给法官。对法官而言，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又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加之离婚诉讼处理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事关感情，隐秘性较大，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这使法官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并由此造成法官的被动。当“难断家务事”的法官面对有争议的离婚案件时，无论是判决准予离婚还是判决不予离婚都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受传统“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观念的影响，法官对判决准予离婚持极为慎重的态度。由此，当事人要求离婚的强烈意愿与人民法院的审慎克制态度形成紧张与冲突的关系。
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法官”他必然也面临着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为缓解当事人要求离婚的强烈意愿与人民法院审慎克制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克服成文法关于离婚标准规定的不足，也为较好地完成审判任务，法官们创设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通过适用这一规则，６个月的时间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具体而言，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当事人往往在第一次起诉离婚时不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或无法提交相应的证据，无法满足夫妻分居时间满２年的要求，分居时间即使满２年亦难以举证。当事人经动员撤诉或判决不准离婚后，经过６个月至１年的时间，客观上促成了离婚法定条件的形成，在第二次离婚诉讼中更易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进而言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成为填补当事人与审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有效工具。对法官而言，他可以有效地克服“难断家务事”这一障碍，顺利实现对婚姻事实的认知；对当事人而言，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成为她（在离婚诉讼中原告以女性居多）减轻或者替代举证的有效工具。在此情境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设和运用实现了当事人与法官的“双赢”。
当这一“夫妻想通过诉讼离婚时要起诉两次”的做法由法官经常重复使用时，就意味着它开启了一个规则化、制度化的过程。而“制度是已有社会惯例、结构的存储，通过这种存储我们使集体记忆、表述、价值、规则、标准等外部化，以使它们比我们人类更持久”。[15]显然，当上述做法慢慢成为法官和当事人所接受的司法习惯时，它也就走上了一条制度化之路，尽管这项规则尚未以明确法规范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四、结语：经验地看待法官创设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行为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创制为“司法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了法律中的一个创造性因素”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16]在笔者看来，可以通过吸收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本身所蕴含的重要司法经验改进我国婚姻立法。例如，可以考虑在离婚诉讼中设立离婚冷静期程序，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第一次开庭后，可规定一定期限（６个月）的冷静期，要求当事人在此期限内认真思考离婚的决定是否妥当并促使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积极化解矛盾。如果在冷静期结束后当事人仍坚持要求离婚，可根据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形依法判决离婚。此种立法，有助于减轻当事人的讼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所蕴含的法官智慧为正式规则吸收之前，它还只是一种司法“潜规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非正式性而忽视它的存在。正如苏力教授所说：“法律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用现实生活来说明一个已知的道理，而应当力求、而且完全可能从生活的个案中发现新的观点甚至理论模型。”[17]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为我们展示了法官经验世界的一角。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智慧的法官在制度与事实之间的勾连上有着相当广泛的自主判断空间，而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是绝不可忽视的。
注释:
作者简介：刘敏，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1]在笔者所调研的法官中，他们均认为这是我国离婚审判中的刚性做法。笔者将之命名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2]Ｓｅｅ Ｐｈｉｌｉｐ．Ｃ．Ｈｕａｎｇ，“Ｄｉｖｏｒｃｅ Ｌａｗ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Ｍｙｔｈｓ，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１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２（２００５），ｐｐ．１５１－２０３．
[3]参见叶鹏：《对农村离婚案件的调查与分析》，《中国管理科学文献》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4]参见严克新：《离婚案件“二次诉讼”规则的成因及建议》，ｈｔｔｐ：／／ｃｏｕｒｔ．ｇｍｗ．ｃｎ／ｈｔ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６３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０５－２２。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第２款第７项。
[6]马湘莺：《调解还是判决——关于汨罗市人民法院离婚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低的原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法学院，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１６页。
[7]王晓玲：《冲出围城——Ｍ法院离婚案件调查报告》，载徐昕主编：《司法程序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８页。
[8]张其山：《法官造法的限度及方式》，载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第７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７６页。
[9]参见吴德清：《当代中国离婚现状及发展趋势》，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８－６１页。
[10]参见巫昌祯：《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页。
[11]参见马忆南：《婚姻法第３２条实证分析》，《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６年春季卷。
[1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江苏省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３１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６５页。
[13]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冯晓川译，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７２页。
[14]参见［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７－４１０页。
[15]［英］马克斯•Ｈ．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９０页。
[16]［美］亨利•Ｊ．亚伯拉罕：《司法的过程》，泮伟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页。
[1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４页。
